长沙伍家岭唐宋遗址发掘简报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8-12-10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伍家岭遗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与开福寺路交汇处西侧。该遗址于2004年和2010年先后2次发掘,共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墓葬80余座,另有少量古井。2017年2月—9月,为配合“天健·芙蓉盛世花园项目三期”工程建设,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第3次抢救性发掘,发掘区域以开福寺路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图一),共发掘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163座,古井12口,建筑基址1处,方形坑4处,窑址1处。其中建筑基址、古井、方形坑及窑址等遗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现将其典型遗存情况简报如下。

图一  伍家岭遗址位置示意图

 

一、建筑基址

发现建筑基址1处,破坏严重,仅存部分柱洞,编号为F1。

F1  位于北发掘区西南部。由于后代建设破坏,开口近现代扰土层下,建筑基址上部已被严重破坏,仅存42处柱洞。柱洞以平面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个别为圆形和椭圆形,因破坏严重,现存柱洞分布无明显规律(图二、三),且平面尺寸和深度不一,部分柱洞与与相邻遗迹存在打破关系,其中柱洞D9被K1打破,D26打破D27,两者又向下打破M66和生土。

根据工地现场地层堆积可知,该建筑坐在区域原始地貌为坡地,地势东高西地,据此推测,该建筑基址的方向应为坐东朝西。根据现存柱洞分布情况进行初步测量,该建筑基址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10米。

图二  建筑基址F1全景航拍(上方:东)

图三  建筑基址F1柱洞及相关遗迹平面图

 

二、古井

共发现古井2口,均为圆形土壁井,编号为J5、J6,分别介绍如下。

J5  位于北发掘区的中部偏南,东邻M11、M13,西邻M77。开口近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平面略呈圆形,直壁,平底。井口直径1.70~1.77米,残深3.6米。井内填土为浅灰色粘土,质地较软,结构疏松,包含有少量砖残块、绳纹板瓦等遗物(图四、五)。

图四  古井J5全景(自北向南)

图五  古井J5平、剖面图

J6  位于北发掘区的中部,西邻M69、M128,东邻M81。开口近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平面呈近圆形,井壁略外鼓,平底。井口直径1.38~1.44米,深3.4米。井内填土为黄褐色粘土,质地较软,结构疏松,夹杂少量砖残块、绳纹筒瓦片等遗物(图六、七)。

图六  古井J6全景(自北向南)

图七  古井J6平、剖面图

两口古井出土器物包括板瓦、筒瓦及少量灰砖残片。

板瓦  2件(J5:1、2),均为泥质浅灰陶,质地较差,外侧饰粗绳纹,内侧为布纹,出土与J5中。J5:1,厚3厘米,J5:2厚2厘米(图八:1,2)。

筒瓦  2件(J6:1、2),均为泥质灰陶,质地相对较好,瓦唇与瓦身交接处有明显的凸棱,外侧饰粗绳纹,出土于J6中。J6:1直径13厘米,残长16.6厘米,厚2厘米(图八,3)。J6:2,残长6厘米,厚2厘米(图八,4)。

图八  古井出土的绳纹瓦

1、2.绳纹板瓦(J5:1、2)  3、4.绳纹筒瓦(J6:1、2)

 

三、方形坑

发现方形坑4处,形制各异,编号为K1、K2、K3、K10,分别介绍如下。

1.形制

K1  位于北发掘区的西南部,南邻M63,方向105°。开口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建筑基址F1的柱洞D9和生土层。该坑为土壁坑,平面略呈方形,直壁,平底。坑口长2.02米,宽1.8~2.0米,残深0.80米。底部正中有一圆柱状生土台,生土台直径约0.52米,高约0.20米。坑内填土分为上下两层:①层为黄褐色粘土夹红褐色粘土形成的五花土,质地较软,结构疏松,距地表0~0.6米;②层填土结构复杂,距地表0.6~0.8米,分为三种。a,靠近四壁一周,平面呈“回”字形,为红褐色粘土夹少量浅黄色粘土形成的五花土,质地较软,结构非常疏松;b,东部靠近圆形生土台,平面呈不规则长条形,为青灰色粘土,质地较软,结构较致密;c,圆形生土台四周为灰褐色粘土夹少量红褐色粘土形成的五花土,质地较软,结构较疏松(图九、一〇),在此堆积中出土1件酱釉瓜棱形小罐。

图九  方形坑K1正射影像(上方:东)

 

图一〇  方形坑K1平、剖面图

K2  位于北发掘区的西南部,东邻M55,南邻M80,方向110°。开口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该坑为方形土壁坑,平面略呈方形,直壁,平底,底部正中有一略呈圆形的凹坑,直壁,底部近平(图一二、一三)。坑口长1.64米,宽1.36~1.44米,残深0.52米。底部圆形凹坑直径0.80米,深0.30米。坑内填土分为两种,其中坑内四周为黄褐色粘土夹少量蓝色砖屑,质地较硬,结构致密,可能经过夯打;圆形凹坑为浅灰色粘土,质地相对较软,结构较疏松。填土中包含有砖屑和青瓷碎片,器型不可辨。

图一二  方形坑K2全景(自南向北)

图一三  方形坑K2平、剖面图

K3  位于北发掘区的西南部,西邻M63,方向102°。开口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该坑为土壁坑,平面略呈方形,四壁略斜,底部微圜(图一四)。坑口长1.08~1.16米,宽1.10~1.16米,残深0.54米。坑内填土为浅灰色粘土,质软,结构疏松。未见遗物。

图一四  方形坑K3平、剖面图

K10  位于南发掘区的西北部,东邻M129,北邻M59,西邻M132,方向180°。开口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该坑为土壁坑,平面略呈方形,北壁、西壁平直,东壁、南壁略斜,平底,底部四边各有三个长方形小坑等距离分布,形制、尺寸基本一致(图一五、一六)。方坑开口长约2.15米,宽约1.90米,残深1.06米。坑底小坑长约0.20米,宽约0.16米,深0.18~0.20米。坑内填土为黄褐色粘土夹红褐色粘土组成的五花土,质地较软,结构疏松,在西北部发现1件黄褐釉小瓷碗。坑底小坑内填土与大坑填土相同。

 

图一五  方形坑K10正射影像(上方:北)

 

图一六  方形坑K10平、剖面图

2.出土器物

酱釉瓜棱形小罐  1件(K1:1),折沿,尖唇,束颈较短,鼓腹,呈瓜棱形,小平底内凹。浅黄胎,酱釉,施釉至近底处,多已脱落。口径5.6厘米,腹径7厘米,底径5厘米,高7.2厘米(图一一、图一八,1)。

 

图一一  酱釉瓜棱形小罐(K1:1)

黄褐釉小瓷碗  1件(K10:1),侈口,圆唇,斜腹,小平底。浅黄胎,黄褐釉,施釉至腹部下端,不及底,多已脱落。口径12厘米,底径5厘米,高4.5厘米(图一七、一八:2)。

 

图一七  黄褐釉小瓷碗(K10:1)

 

图一八  方形坑出土瓷器

1.酱釉瓜棱形小罐(K1:1)  2.黄褐釉小瓷碗(K10:1

除瓷器外,方形坑内还出土了一些灰砖残片。

 

四、窑址

发现窑址1处,编号为Y1。

1.形制

Y1  位于北发掘区的北部,方向20°。开口现代扰层下,发现时上部已被施工破坏,向下打破唐宋时期墓葬M136、西汉中晚期墓葬M143和生土。

该窑整体呈拳头形,南北向,南部呈圆形,北部为狭长的不规则椭圆形,整体由窑前工作室、火门、火膛、窑床和窑尾出烟孔五部分组成,南北长5.40米,东西宽2.50米,残深1.20米。

窑前工作室位于北部,大致呈狭长的不规则椭圆形,斜壁,开口南北长2.70米,东西宽1.70米,底部南北长2.60米,东西宽1.50米,残深约0.70米。工作室中部有一处无序排列的残砖堆积,南北向不规则形条带状分布,向南穿过火门位置,延伸至火膛。砖均为蓝色墓砖,较厚,初步推测应为汉墓中的墓砖,用途不详。残砖堆积之下为南北向条带状凹坑,凹坑斜壁,平底,顶部南北长2.6米,东西宽0.7米,底部略窄,东西宽约0.5米,底部北端高,南端低,呈斜坡状,应为便于烧火而特意挖掘的。

火门位于窑前工作室与火膛之间,东西宽约0.6米,未见遗物及烧火痕迹。

火膛位于火门与窑床之间,平面呈梭形,中间圆而粗,两端尖而细,东西长1.44米,南北宽0.74米,清理过程中未见遗物和烧火痕迹。

窑床位于火膛南侧,平面呈圆形,土壁,壁略斜,平底,开口南北直径约2.76米,东西直径约2.5米,未见遗物和烧火痕迹。

出烟孔位于窑床南侧,3个,平面呈圆角方形,大小不一。其中东侧出烟孔长0.24米,宽0.20米,深0.17米,未至窑床底部;中间出烟孔长0.18米,宽0.16米,深1.06米,直至窑床底部;西侧出烟孔长0.30米,宽0.27米,深1.05米,向西倾斜延伸至窑床底部。三个出烟孔均未发现火烧和烟炱痕迹(图一九、二〇)。

 

图一九  窑址Y1航拍(上方:西)

 

图二〇  窑址Y1平、剖面图

2.出土器物

窑内填土出土瓷器3件,分别介绍如下:

青釉瓜棱形杯  1件(Y1:1),灰胎,圆唇,口微敛,弧腹,呈瓜棱形,平底,圈足外侈。青釉,施釉至圈足底端,圈足内壁不施釉。口径9.2厘米,圈足径5厘米,高6厘米(图二一、图二三,1)。

图二一  青釉瓜棱形杯(Y1:1)

青白瓷高足碗  1件(Y1:2),浅黄胎,胎体较薄,器口略变形,呈椭圆形,尖唇,侈口,弧腹,平底微圜,矮圈足外侈。青白釉泛黄,施釉不及底,布满小开片。口径15.7~16.3厘米,圈足径5.5厘米,高7厘米(图二二、图二三,2)。

图二二  青白瓷高足碗(Y1:2)

青瓷圈足碗  1件(Y1:3),暗红胎,尖唇,侈口,弧腹,平底微圜,矮圈足外侈。黄褐釉,施釉不及圈足,内底有3个明显的支钉痕迹,另有2枚不是很明显的支钉痕迹。口径16.5厘米,圈足径9.2厘米,高6.7厘米(图二三,3)。

图二三  窑址Y1出土瓷器

1.青釉瓜棱形杯(Y1:1) 2.青白瓷高足碗(Y1:2) 3.青瓷圈足碗(Y1:3)

 

五、结语

(一)方形坑K1、K10的年代及性质

伍家岭遗址发现的方形坑K1、K10形制特殊,K1坑底正中设置圆形生土台,K10坑底四周设置柱洞,非常少见。

根据现有资料可知,坑底设置柱洞的竖穴土坑遗迹,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中型土坑竖穴墓墓道、墓室底部出现的柱洞,如河北张耳墓墓室东西二层台两端各有一个圆形柱洞;河北鹿泉高庄汉墓M1墓室四壁也有柱洞,报告编为D1~D15,其中D1~D11分布在四壁二层台或三层台上,D12~D15位于墓坑底部四角;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M1,墓坑两侧发现几十个石柱础,南北向等距离分布;长沙伍家岭M218墓坑底部东、南、西、北四壁各有3、5、3、5个对称分布的长方形柱洞,墓道两侧壁各有5个对称分布的长方形柱洞[][10];长沙风盘岭汉墓墓道两壁上凿有方形竖槽及主动,5对10个,两两相对[]。许鑫城认为,此类大型墓葬底部发现的柱洞应为修建墓圹时临时搭建的简易建筑,这些建筑靠立柱支撑,四周开放,顶部有木棚或覆瓦,墓主人下葬后即被拆除,此类柱洞应该多出现于大中型土坑竖穴墓中,与大中型土坑竖穴墓的出现、流行、消失相伴始终[]。

另一类则是岭南地区战国秦汉墓的墓室底部出现的柱洞,如广州瑶台北柳M46底部四转角各有一个柱洞,肇庆康乐中路M7底部也有四个柱洞,平乐银山岭M55“墓底四周有二层台……在长边的二层台内侧各有桩洞三个,左右对称,洞径20厘米,深入墓底5厘米”,M64“墓口以下有两级二层台……第二级两侧边的台上各有桩洞三个,左右对称”,M74“墓底四边有二层台……两侧边的二层台有对称的桩洞三对,洞作32×24厘米的方柱形,从台面直通墓底”,M114墓底“两侧有二层台……台上各有桩洞三个,互相对称”。郑君雷认为,此类柱洞的性质和功用复杂,不仅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有关,可能属于棺木悬空于墓底的“架棺”葬俗,“架棺”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潮,是对环境的适应,也可能是对“干栏式”建筑的模仿[][11][12]。

伍家岭遗址发现的K1、K10为小型的竖穴土坑,坑口尺寸较小,因此是墓葬的可能性很小。K10底部柱洞与岭南地区战国秦汉墓墓底柱洞分布规律相似,初步推测坑底设置的方形柱洞是为了架起坑内埋葬的物品。K1底部虽未发现分布规律的柱洞,但底部正中的圆形生土台,有可能与K10底部设置的柱洞功能相似。K1、K10内出土的小瓷罐和瓷碗均位于填土中部而非坑底,也说明这两件器物被埋葬是有可能是被架空放置的。K1出土的酱釉瓜棱形小罐(K1:1)和K10出土的青瓷小碗(K10:1)具有晚唐五代时期瓷器特点,年代下限可能晚至北宋初年,瓷器器表釉层脱落殆尽,应是湖南本地窑口烧制的瓷器。

(二)建筑基址F1、方形坑K2、K3及水井J5、J6的性质与年代

伍家岭遗址本次发现的建筑基址F1,保存较差,仅存柱洞。残存的开口于近现代扰土层下,其中柱洞D9被K1打破,D26打破D27,两者又向下打破M66和生土。K1出土器物较少,仅有1件黄褐釉的小瓜棱罐,时代应为隋唐时期。M66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直壁,平底,墓室底部东西两端各有一道枕木沟,该墓与M63南北并列,间距不远,为夫妻合葬墓,该墓随葬陶鼎、陶盒、陶壶的器物组合,时代为西汉早中期。此外,M63被M62打破,M62为带生土棺床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被盗,未出遗物,根据该墓墓葬形制并参考工地内发现的其他墓葬的形制及出土器物特征分析,该墓时代应为隋唐时期。因此,F1的时代应为晚唐五代时期。

五代时期,长沙是马楚政权的都城。马氏父子主政湖南时期,在长沙城北大肆扩建行宫园林。《新五代史·楚世家》载:“希范作会春园、嘉宴堂,其费巨万”,据《长沙地名古迹揽胜》记载,会春园为马殷之子马希范营造的避暑胜地,占地数千亩,除嘉宴堂外,还有金华殿、碧浪湖、紫薇山等,其位置即在今开福寺路及南北两侧[]。此次发现的建筑基址F1位于开福寺东约500米,南端紧邻开福寺路,与文献记载的五代马楚政权城北兴建的会春园等宫苑位置基本一致,时代亦有重合。

K2开口为方形,坑内四周填土质地坚硬,结构致密,中间圆坑土色发灰,质地较软,结构疏松,其性质应该是一处大型柱洞。K3开口也是方形,较K2略小,坑内未出遗物。K2、K3紧邻建筑基址F1残存柱洞群,不能排除两者与F1有关的可能性。

J5填土均为浅灰色粘土,质软,结构疏松,井底未见淤泥。J6填土为黄褐色粘土,质地较软,结构疏松,井底亦未见淤泥。这种现象说明这两口井使用时间较短,废弃后很快被填埋。两口古井位于大型建筑基址F1东侧,距离不远,开口于近现代扰土层下,向下打破生土,井内出土遗物较少,仅见少量残砖、绳纹筒瓦、绳纹板瓦残片等,说明这两口井的开凿、使用和废弃很可能与F1有关。

综合分析,伍家岭遗址建筑基址F1、水井J5、J6及方形坑K2、K3等,很可能属于五代马楚政权在长沙城北兴建的宫苑建筑的一部分,其时代大致为五代至北宋初期。

(三)窑址的年代与性质

窑址Y1为馒头窑,馒头窑窑炉平面多为椭圆形,近似马蹄,所以也称马蹄窑,伍家岭遗址发现的Y1窑炉平面呈圆形,形制特殊,目前见于四川达州瓷碗铺窑遗址和湖北大冶蟹子地窑址Y1,达州瓷碗铺窑遗址发掘者将该窑址时代定为北宋末期至元代初期[],袁胜文认为该窑址的存在时间为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初期[],湖北大冶蟹子地遗址发掘者将窑址Y1时代定为南宋时期[]。伍家岭Y1窑内填土中出土的瓷杯(Y1:1)具有宋代瓷器的特点,青白瓷高足碗(Y1:2),青白釉泛黄,釉面布满小开片,与安徽繁昌柯家冲窑遗址二期文化层出土的青白釉瓷碗、瓷盏、瓷壶等相似,繁昌柯家冲窑遗址二期时代为北宋早中期[],瓷碗(Y1:3)为典型的长沙窑瓷器。综合分析,伍家岭Y1的时代应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由于窑炉内没有发现丝毫的红烧土、烟灰、炭渣等火烧痕迹,说明该窑建成后可能未经使用即被废弃,废弃原因不详。

五代时期,长沙作为马楚政权的都城,城市范围为历代最大,传世文献虽然记载马楚时期长沙城的北界已扩展至今开福寺路一带,但是缺乏实物证据。本次伍家岭遗址发现的晚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的建筑基址、方形坑、水井及窑,为五代马楚时期历史及长沙古城的变迁,提供了可靠的考古资料。

(作者: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转载自:《文物春秋》2018年第4期。网络转载,故省略注释。感谢执笔者提供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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