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长沙走马楼吴简牍的文献价值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摘 要:长沙走马楼吴简牍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吴简牍分类和内容中,发掘新的历史痕迹意义重大。该文总结了长沙走马楼吴简诸多的文献价值,并探究了走马楼三国吴简对研究中国书法艺术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长沙走马楼;吴简牍;文献价值;书法艺术

1996年7月至12月,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走马楼西街进行考古挖掘编号22号古井窑中,发现一批三国时吴国的纪年简牍,数量在10万枚以上。

长沙走马楼吴简牍大致分为木牍、木简、竹简等三大类。如记载户籍类的竹筒和木牍,其中木牍所记均为经官吏调查核实后某户家庭成员的概况,而竹简所记则为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其内容可分为居址、姓名、年龄、体貌特征、所患疾病等项,项目的填写也视其在家中地位的主从、年龄长少而取舍。丰富的户籍内容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承汉制的轨迹,如丁中制、奴婢制度和黄籍之制等,还可看到后来西晋九品中正制、户调之式的来源所在。官文书木简主要为州、郡、县(国)各级官府及各部门之间往来文书,涉及到征讨平息武陵蛮叛乱、军粮督运、借贷还粮、司法审讯等诸多方面,甚至还提到如步骘、吕岱、顾雍、潘浚等三国早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总的来说简牍内容包括赋税、户籍、仓库管理、钱粮出入、司法文书、君臣屯田、往来书信及公文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各个方面,是吴国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候国的官方文字。它是反映吴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学术价值。这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向我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历史画卷。对于研究三国许多重大问题,具有依据与凭证作用,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说:“三国吴简的发现将会有力地推动三国时期政治制度、社会关系、经济关系、赋税制度等各方面的研究,预示着沉寂相当一段时日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有望取得突破性发展。”尤其是这些吴简主要是记载当时长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向我们展示出平民百姓的生活画面,在世界史的目光从朝廷转向普通民众,从军国大事转向普通民众,从军国大事转向日常生活的今天,这批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为新世纪的简牍学、档案学、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长沙走马楼吴简的文献价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弥补三国时期文献史料不足

三国之时,战事频仍,史料多毁于兵燹,是以出土简牍之中,三国之物寥寥,仅见者不过数十,且内容甚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据整理的简牍,墨书纪年为黄龙元年至嘉禾六年(公元229至238年)。这是公元三世纪上半叶最为兴盛的时期,这批档案真实的而详细的记录当时人民的现实生活、经济关系和社会交往、风俗习惯,为研究东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税赋、户籍、司法、职官等方面的制度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黎石生《长沙走马楼简牍所见户籍检核制度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从走马楼简牍中两枚关于户籍检核制度的木牍内容,分析了孙吴政权检核户籍的四道程序:即经过官吏被书、隐核户口、登记为籍和破莂保据,可见当时对户籍人口的管理和控制很严密。文章还讨论了孙吴政权发布检核户籍令的时间和完成工作的期限以及导致户籍“遗脱”的两种情况,上级官员查证户籍检核工作有无讹误的两条途径等问题。

2、走马楼吴简中有许多法制文书,涉及现代法律分类中刑法、民法、经济管理法、行政管理法和诉讼法等门类,为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增添了新材料。

徐世虹《走马楼三国吴简户籍所见刑事制裁记录》(《简帛研究》第四辑)一文,通过对走马楼简文的考释与解读,指出刑事制裁记录是户籍登记的要件之一,同时也使我们认识了除肉刑之外的新刑种。她的另一篇文章《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法制述略》,探讨了简文中所见的法制状况,(一)自从汉文帝13年(公元前167年)废除肉刑以来,肉刑虽没有作为国家正式刑法得以恢复,但从吴简民籍登记中所见来看,普遍存在着肉刑,可见成文法在制定与执行之间沿有一定的距离;(二)许迪盗卖官盐案反映了管辖中的犯罪地原则,县对此类案件只有审讯权而无判决权。这份考实文书说明了上一审级(郡)的要求下一审级(县)行使审讯权而将真实结果上报,在结罪的基础上行使判决权,审讯的过程为考问——辞服——结罪。王子今、高大伦《走马楼许迪割米案文牍试解读》一文,对涉及吏许迪挪用仓米案木简作了分析,参考众家意见,提出自己的新释文,并就该文书的性质、潘琬的身份职任、盐米的价格比例、“割用”的真正涵义、“五毒”的合理解释等经济生活、吏治状况及刑讯方式诸方面问题,也有精辟的论述,颇为新颖。

3、为研究孙吴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走马楼吴简中经济、司法类文书占了相当一部分,因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为研究孙权时代吴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走马楼简牍记载而推出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和地方职官属吏的名称。当时长沙郡上有州,下有县、乡、里,反映了孙权时代的行政体制。其管理的设置,除了行政长官外,长沙郡属诸曹的设置已经很全备,有公曹、田户曹、船曹等,县以下的乡也设有属吏。每一件赋税文书上都有仓吏、库吏和田户曹吏的签押署名,而字迹不同,格式统一,说明三国时期我国已有严密的赋税制度。有关经济方面包括土地赋税、财政开支、钱物供奉调拨、职官俸禄等方面的制度及其实施,在简牍记载中最为丰富,也最有价值。《历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刊出“走马楼吴简研究”专题,发表了六篇研究文章,其中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一文,认为户调取代口钱、算赋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而吴国恰处于这一转变之中,因此三者一起征收。孟彦弘《释“还民”》一文,认为所谓还民是指归附之民,即过去曾一度脱籍者。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一文,指出吴简中的口算钱有两类:一为正常情况,即当年就缴者;一为以前拖欠补缴者,吴缴纳的口算钱少于120钱。候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一文,对两件文书释文作了考释,认为文书揭示了孙吴政权对“吏”及其家人的严格控制,有助于把握汉末以降人口分割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汪小烜《吴简所见“肿足”解》一文,指出“肿足”是一种足病,即现代医学中血丝虫病,患病之人无法服役,因此可以复除。刘聪《吴简中所见“关邸阁”试释》一文,认为关邸阁负责储存粮食,政府所收粮米经由仓吏转手,交至关邸阁,也可能与关税有联系。

4、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于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也有重大意义,简文书写者多为社会下层小吏及普通百姓,随心信手,无拘无牵,主要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结体和用笔也旁杂了行草等其他书体,绚丽多姿,点画之间或断或连,自由奔放,天然成趣,毫无造作之感,与汉魏碑刻之严谨庄重迥然有别。

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一文,利用十几枚清晰的楷体简牍,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钟繇的影响。我们不仅看到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提供了信实的证据。“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提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作者探讨了吴简书体纷陈并揉的原因,认为两汉、三国正是新旧书体交替时期,书家不限于一体,而是兼通各体,在运笔时往往掺杂其他笔法。吴简书写者在文字构形结体上多使用连笔,因此相对于汉碑刻的异体,吴简所呈现的稳定性较高,这也是隶书向楷书迈进的标志。

另外,走马楼三国吴简对三国时期长沙州、郡所辖地域的历史沿革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线索;它对研究中国古代简牍制度,特别是纸张发明后,对行将消亡的简牍制度具有特殊意义。

参考文献:

[1]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历史文物,2004(1)

[2]黎石生.《从长沙走马楼简牍看三国时期孙吴的户籍检核》[J]湖南档案,2002(2)。

[3]陈松长.《湖南简帛的出土与研究》[J]湖南大学报2005(9)。

[4]黎石生.近年来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04)。

[5]傅举有.长沙走马楼简牍[J]学习导报,2005,(06)。

[6]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历史文物,2004,(01)。

[7]高敏.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3)。


附: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及其史料价值

一、走马楼吴简的发掘

1996年7月至12月,文物工作者在长沙城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街西南侧发掘了古井窖50余口,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册。其中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位于走马楼街50号房基之下,编号为第22号古井中,出土了三国吴简10余万枚。

发现三国吴简的第22号井,为不规则的圆形袋状竖井,进口距地表深约800厘米,直径310~150厘米,简牍层厚约20~50厘米,简牍以竹笥盛装,上以黄泥覆盖,简牍层上距井口约150厘米,下距井底约360厘米,简牍层下出有大量的青瓷器。井底有一方形木构井圈,以吸存地下水,据分析,该井窖是一座建于东汉晚期、废弃于三国时期的仓窖储藏井。

这批简牍之所以能完整地保存1700余年,主要是因为简牍用竹笥装置,上以粘性黄泥密封,深藏井下,地下水位高,简牍与空气隔绝,细菌不能繁衍。据国内考古专家推断,如此数量众多的简牍出现在一座仓储井中,可能是由于战乱或其他政治变故而临时掩埋,也有可能是将作废的简牍埋于井中封存。

二、走马楼吴简的内容

走马楼三国吴简,经清洗整理后确定总数在14万枚左右。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地点一次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走马楼吴简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西北屯戍简牍、敦煌藏经洞文书,清宫内阁档案相提并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走马楼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等,涉及纪年、职官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

纪年简:走马楼吴简所见年号有建安、黄武、黄龙、嘉禾等,最早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20年),最晚为吴孙权嘉禾六年(公元237年),表明这批简牍是孙权时期赤乌(公元238-250年)前档案文书。

职官人物简:走马楼吴简中的职官人物简记录既有太常、大将军、长沙太守及步骘、吕岱等高官的事迹,也有仓吏、库吏及平民百姓等下层吏民的活动,从不同层面印证了文献和丰富了史料。

人物简:走马楼吴简所记人物众多,身份各种各样,以身份平常、不见于史的一般吏民为主,但亦有诸如步骘、吕贷等载于正史的著名人物,它极大地丰富了三国时期吴国不同层面的人物史料,特别是一般吏民的史料。

人物姓氏简:走马楼吴简中有上千余枚人物简,均为单名,取名特征明显,如以身份、生肖、兵器、量制或复姓为名,反映了三国时期的风俗民情。

军事地理简:三国时期,长沙地属蜀吴边境,战事频繁,走马楼吴简的军事简主要记载了吴国平定当时武陵蛮的情况。另外,走马楼吴简记录的丘、里地理基层地名多达150余处,为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走马楼吴简中有不少关于军事职官、军粮督运、军队调动等方面的内容,充分证明当时的边郡长沙是孙吴的军事要镇。

郡县简:走马楼吴简所见荆州属郡有长沙、武陵、零陵等,长沙郡属县有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吴昌、罗、建宁、连道、益阳、安成、新阳等,可与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所记互相印证。

赋税简:是走马楼吴简最为重要的内容。当时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其中米类有很多名目,有税种之分、有品质之分、有产地之分等。一般说来,米、豆入仓,钱、布、皮则入库。这批赋税简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孙吴吏民缴纳赋税的详细资料。

“田家莂”简:是嘉禾四年和五年长沙郡临湘候国(县)田户曹史制作的一种莂券。它记录了居住在当地的小吏与百姓佃租官司田地的块数、亩数、当年受旱与正常收获的田亩数,按规定缴纳米、布、钱的数目及缴付给仓、库的官吏的姓名与时间等。

三、走马楼吴简的史料价值

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关于仓库和关邸阁的记载,征缴赋税时,米、豆入仓,钱、布入库,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仓库分工和管理提供了详细的史料,而“关邸阁”一词则尚未见诸史籍和文献,其性质和功能有待研究。

走马楼吴简中所记载的各类钱米名目达数十种,钱主要有税(户赀)钱、口算钱、地僦钱等,米依税种分有租米、税米和限米,此外,还有品质之分,产地之分等。账本在简牍中称“簿”。走马楼吴简中常见的账簿有收入账、支出账、核校账及综合统计或会计报告四种。

户籍简是走马楼吴简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文献史料所记载的民籍、吏籍和兵籍,而且含有大量关于师佐、复民、户等、家庭户籍以及户籍检核制度等史载不详或文献佚缺的资料,我们对孙吴户籍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如家庭户籍,走马楼吴简所见,一个家庭人口1至10人不等,4至6人的中等规模家庭居多,但7人以上的家庭不少见。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关于兵卒的内容,涉及州卒、郡卒、县卒、佃卒、邮卒、传卒诸多种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孙吴兵户提供了详细资料。

总之,尽管目前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只完成很少一部分,但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为我们打开了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它可以探讨三国孙吴的乡里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仓库管理、行政方式、司法制度、文书传递、家庭规模等,而这些都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它更多地记录了当时基层政权的日常活动,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这与正史主要记录帝王将相的事迹形成鲜明的对照,是研究孙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以前我们研究三国主要的依据是晋时陈寿《三国志》以及后人的注释,但《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十分简括,难有见微知著之妙。“三国吴简”的文字要比《三国志·吴书》长得多,也要详细得多,牢靠得多,因为这是三国吴时的原始记录,最具权威性。

(长沙简牍博物馆  孙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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