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山一号明墓发掘简报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2005年4月,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望城县含浦镇白鹤村蚂蚁山一带扩建新校区时,发现一座明代大型砖室墓。该墓位于湘江西岸约4公里处,湘江一级支流靳江河在其南约250米自西而东蜿蜒流过,其东、南为湘江和靳江冲积形成的一级阶地,其西、北为绵延起伏的丘陵。墓葬正处于阶地向丘陵过渡的一座小山包上,即蚂蚁山的中央,这里是一处风水理想的葬地。据清代学者陈运榕《湘城访古录卷十六·冢墓》“长沙昭靖王朱常淠墓(或昭宪王朱诩铉墓)《府志》云在善化县西七里冈。”及“福清王朱常溵墓《府志》云在善化县西龙洞。”的记载,在长沙市西南面的湘江西岸可能葬有明代长沙昭靖王朱常淠或昭宪王朱诩铉、福清王朱常溵。因而蚂蚁山及其附近区域可能属明代长沙王室成员的一处陵寝区。4月~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望城县文物管理局联合对蚂蚁山明墓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墓葬形制

1、封土

封土仅残留西南端一小部分。从剖面上看,可分2层。第①层:浅黄色土,质地疏松,含少量风化小石块。厚25~76厘米;第②层:灰褐色土,质地疏松,风化小石块较第①层稍多。厚83~207厘米。

2、墓坑

整个墓坑为“中”字形竖穴土坑,方向为北偏西22°,系直接在山体正中挖掘而成,打破红褐色生土层,生土层质地致密,含大量风化小石块及卵石块。墓壁规整、光滑。总长19、最宽处14.5米。

3、墓道

墓道位于墓室的南面,为“竖井”式墓道,南北长6.4、东西宽5.16、残深8.48米。墓道内填土可分22层,每层厚约38厘米。其中第1层至第9层土质较纯净;第10层至第21层为卵石层与填土相间,层层平铺夯实而形成;第22层为三合土层,即用石灰、沙子、粘土混合填筑,结构致密。墓道内发现有以下较特殊的遗迹:

(1)伞顶圆柱形石砌建筑

在墓道内填土第10层平面的中央,有一座伞顶圆柱体石砌建筑。该建筑用琢磨规整的石块拼合而成,顶部呈伞状,腹部呈圆柱体,底部为一方形平台,通高230厘米。

建筑第一层呈伞顶状,顶部中央为一圆石块,直径96、厚42厘米,周边围绕有11块侧梯形石块,周长646厘米。第二层至第六层平面呈圆形,从上而下周长递增,每层用12块横截面呈扇形的石块组成,其中11块尺寸基本相同,另1块较小。第二层周长653厘米,第三层周长665厘米,第四层周长675厘米,第五层周长690厘米,第六层周长703厘米。

底座呈方形,表面打磨光滑,边长270、厚约20厘米,共由9块表面光滑的石板铺设而成,中间一块为正方形,边长150厘米,四周依次铺砌大小不一的石板。

在伞顶圆柱形石砌建筑内部的中央又围砌成一个筒形内空,里面放置一件石质喇嘛塔(M1∶1)。塔体做工精细,造型优美,由塔顶、相轮、覆钵及基座四部分组成,均相互套接,通高156厘米。

塔顶由伞盖和宝刹组成,宽33、高24.3厘米。伞盖为六脊攒尖式,盖上冠以葫芦形宝珠刹。

相轮上细下粗,高47厘米。顶端中心有榫,与塔顶套合。中部雕琢成轮状,共环绕11级。下端为须弥座,底面有一周凸出的棱,与覆钵口部扣合。

覆钵形如倒扣的钵,上部外鼓,下部内束,底端正中有一圆榫,用以套合基座。覆钵内为圆形直壁平底内空,内有四道竖浅槽,分别卡住一方形经箱的四角,经箱内装有数十册纸质书籍。

基座为须弥座式,承托塔身,呈“亚”字形折线式束腰。边长60、高36.5厘米。基座上有台阶,即 “金刚圈”。平面呈方形,边侧似“凸”字形状。

(2)方形砖石组合建筑

位于墓道底南部正中,叠压在第21层下,为砖石结合叠砌而成。由三部分组成:

上层“十”字形石砌建筑。由13块方形青石板砌成,东西长158、南北长164、厚10厘米。

底层“十”字形石砌建筑。由8块方形青石板砌成,东西长162、南北长162、厚10厘米。

青砖方形墩。对称分布于“十”字形四角,形成四个方形砖墩。每墩边长63、高24厘米,为双层叠砌,第一层六口青砖,中央一口为正方形砖,其余五口依次环绕,均有一对角线朝向中央。第二层五口青砖,砖墩平面砌法形似佛教中的“卐”字符。

四砖墩围构成一个“十”字形槽,深 24、宽34厘米。槽处于上层和底层“十”字形石砌建筑之间,在槽中央放置一面铜镜,南部放置一件铜碗,碗内遗留有果粒残骸。

(3)圆形竖井

位于墓道底部正中,叠压在第22层下,土坑,口径130厘米,总深210厘米。形状上大下小。井底部还有一小坑,直径30、深22厘米。在井底还出土一根长52厘米的竖置木桩。推测该井可能是与排水有关的遗迹。

4、墓室

整个墓室为砖室券顶,由前、后室以及东、西两个侧室构成,南北长13.5、东西宽9.3、高6.2米。

前、后室东西两侧墙竖砌13层。竖墙以青砖平铺叠砌为主,另外后室部分东西两侧竖墙从外向内第5~6层、后端墙从外向内第4层为条形麻石铺砌,从底部往上垒砌8层。前后室东西两侧从第14层青砖开始起券,券顶青砖砌法为一横一竖,共券20层,在砌麻石层的位置,使用松香砖起券,系用碎石英颗粒、沙子、松香等合成物制成的方形砖块叠砌而成,再用松香浇注于砖块缝隙间,使相互粘合密封,这样整个前后室被包裹得十分严密、坚固,可起到防水、防潮、防腐、防盗等功用。

东、西侧室对称分布于前室中部的东西两侧,券顶低于主室券顶250厘米。其中侧室竖墙为青砖平铺叠砌,厚共8层,高6层。从第7层开始起券,券顶砌法为一横一竖,共券14层,无松香层。两侧室均长7.3、宽1.9米。

青砖有方形砖和楔形砖两种。方形青砖长37~43、宽20、厚9~12厘米。楔形砖长38、宽20、上端厚8、下端厚5厘米。除在券顶中发现一口青砖书写有字迹外,其余青砖均为素面。有字青砖长36.2、宽19.2、厚7.2厘米,在其表面用白石灰水书写有“后字四十九子不堪减□干坯□罚□斤共一千□永乐四年”等二十四字,字迹不很规整,推测为工匠所书。

松香砖部分有变形,长45、宽20~25、厚15厘米。

条形麻石尺寸不一,长65~140厘米不等,宽25、厚12~24厘米。四面有雕凿打磨痕迹。其中两块发现有墨书字迹,分别书写“正西六塊”及“正西二層六塊”,应为墓葬建造时标注的方位及编号。

封门墙位于墓室南墙下部中央,被封门外墙(金刚墙)从上至下一次性封闭,直至券顶顶部。封门外墙(金刚墙)共4层,其中第1~3层为青砖层,第4层为松香砖层。第5~12层青砖层才是封门墙,封门墙宽3.24、厚1.64米。从封门墙往里数第5层、从东西两端往中间数第5层砖墙处的底层砖上,左右各有一方形龛,是用四块青砖竖砌围成,高43厘米,里面分别放置一个木俑,为武士俑,立于方形踏板之上,俑残高21厘米,从形态及出土位置上分析,似为门神。

前室内空南北长2.5、东西宽3.24、高3.06米。底部为三合土板结层,北高南低,无铺地砖。

东、西两侧室对称分布,内部长均为3.04、宽1.44、高1.36米。封门墙为横砖平铺叠砌,共11层。东西侧室中间东西向各放置一具木棺,均为弧形棺,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漆大多脱落。东侧室棺长2.48、宽0.64、高0.66米。西侧室棺长2.46、宽0.66、高0.66米。两棺内尚遗留有尸骨。棺下平铺两块青石条,以承垫棺木,青石条均长96、宽26、厚14厘米。侧室底部为三合土板结层,无铺地砖。

前、后室之间设有隔墙及石门,隔墙位于南侧,从南往北共平铺叠砌3层青砖墙。石门位于隔墙北侧,由门梁、门柱、地栿及门页组成。门柱东西各三个,呈“品”字形竖立,其中南侧门柱长35、宽33、高253厘米;中间门柱长28、宽27、高242厘米;北侧门柱长34、宽24、高261厘米。门柱上端嵌入两侧砖墙券顶内,下端嵌入“凹”字形垫石。门柱顶端均有一凸出的圆榫,以套合门梁。南侧门梁长354、宽32、厚28厘米;中间门梁长372、宽30、厚28厘米;北侧门梁长448、宽40、厚29厘米。中间和北侧地栿均为石条。中间地栿两端有圆形榫窝,地栿长294、宽28厘米,南侧地栿则为青砖砌成。石门双扇对开,每扇宽120、高222、厚14厘米,两端上下有圆形凸榫(枢),插入门梁及地栿上的榫窝内。

后室内空长5.24、宽3.24、高3.06米。葬具为一椁一棺。棺为弧形木棺,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漆质保存较好。棺长2.43、宽0.92、高1.03米。椁呈长方体,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椁侧板和底板上均饰有对称的4个铺首衔环。椁长2.97、宽1.6、高1.68米。椁下南北向平铺两块青石条,以承垫棺椁,青石条长183、宽32、厚33厘米。后室东北角和西北角对称放置两口酱釉大缸。底部为三合土板结层,北高南低,无铺地砖。

二、出土文物

此次发掘,共清理出土文物42件(套)。

其中墓道内出土文物5件(套),分别为石质喇嘛塔、铜镜、铜碗、经箱、经书等;

封门墙内出土文物2件(套),为木俑及木俑踏板。

前室出土文物16件(套),分别为墓志、墓志盖、墓志底座、银币、银筷状器、铜钵、铜盘、铜筷状器、木俑及木俑踏板等。

东侧室出土文物2件(套),分别为银币、铁剪刀等。

西侧室出土文物5件(套),分别为漆木梳、银币、银金刚杵、玛瑙珠等。

后室出土文物12件(套),分别为金铃、圆形金箔片、束腰形金片、银币、银勺状器、酱釉大缸、卵石、木俑、木俑踏板、木凳、木屋模型及木栅栏等。

出土文物按质地可分为以下九类。

1、金器 共3件(套)。种类有金铃、金箔片及金刚钺等。

金铃:1套(M1∶29)。共9件,出土于后室。顶端有环,铃身呈喇叭状,外侧中部錾刻两道凹弦纹,中间錾刻点状变形花纹,铃口呈六角花瓣状,铃内有铃舌,可摇响。口径1.6、高2.7厘米,每件重2克。

圆形金箔片:1件(M1∶34)。出土于后室。圆形,较薄,一面中间錾刻一阴文中空“日”字。直径3.7、厚0.1厘米,重5克。

束腰形金片:1件(M1∶30)。出土于后室。形状两端大,中部内束,外平,光滑,边缘外斜,内凹,两端各有四道浅凹槽。长2.05、宽1.5、厚0.2厘米,重2克。

2、银器 共5件(套)。种类有银金刚杵、银筷状器、银勺状器、银币等。

银金刚杵:1件(M1∶31)。出土于西侧室,为密教的法器之一。两端用银丝拧成倒花瓣状,周边饰有银珠,中部有两周凸棱,两边各有五股,喻五佛五智义,亦表示十波罗蜜能摧十种烦恼。长2.3、宽0.8厘米,重2克。

银勺状器:1件(M1∶33)。出土于前室。前端为圆勺状,后端为柿蒂状短柄,勺径3.6、长4.3厘米。

银筷状器:1件(M1∶16)。出土于后室。筷子状,两根,中间有两道浅凹槽,每根长8.7厘米。

银币:2件(套)(M1∶23、27)。共41枚,出土于前室、东西侧室及后室。圆形方穿,无字,钱体较薄,尺寸、形制大体一致,直径2.4~2.7、穿径0.5~0.6厘米,每枚重1~2.5克。标本M1∶23—1,直径2.7、穿径0.6厘米,重2.5克。

3、铜器 共5件。种类有铜碗、铜镜、铜钵、铜盘、铜筷状器等。

铜碗:1件(M1∶3)。出土于墓道内方形砖石组合建筑内。敞口,圆唇,斜腹,下腹内收,圈足,碗内残留有果核痕迹。口径9、底径4.2、高3厘米。

铜镜:1件(M1∶2)。出土于墓道内方形砖石组合建筑内。长方形,素面,长41.5、宽22.3、厚0.3厘米。

铜钵:1件(M1∶15)。出土于前室。口微敛,弧腹,平底。口径3.7、底径1.8、高1.3厘米。

铜盘:1件(M1∶20)。出土于前室。敞口,斜腹,平底。口径7、底径4.6、高0.8厘米。

铜筷状器:1件(M1∶17)。出土于前室。筷子状,两根,每根中间有两道浅凹槽,用铜链连接。长9.5厘米。

4、铁器 1件(M1∶25)。出土于东侧室棺内,为铁剪刀。把手呈“S”状,刃部细长,中间用铆钉铆紧,两侧铆钉下有红铜垫圈。长26.2、宽9.6厘米。

5、(漆)木器 19件(套)。种类有经箱、木俑、木俑踏板、木梳、木凳、木屋模型、木栅栏等。

经箱:石质喇嘛塔的覆钵内空中出土。标本M1∶41,为置放经书用的法器,呈长方体漆木盒,外髹枣红色漆,正面外侧正中装有一把插销铜锁,背侧有两个环状铜合页。高31.5、边长21.6厘米。

木俑:8件(M1∶4~6、9、11、13、28、32)。仅1件完整,其余均残。出土于封门墙、前室和后室,其中封门墙内为门神俑,前后室内均为侍俑。其中门神俑2件(M1∶4~5),略残,头戴束边高帽,身穿圆领束袖长衣,上身着铠甲,腰带分向两边,两手拱于胸前,两脚着靴,分开站立,踏于方形木板之上,神情威严。标本M1∶4,残高21、宽9厘米;侍俑6件,面目清秀,头戴束边高帽,身穿圆领束袖长衣,腰带前方系两根吊带,分向两边,两手拱于胸前,手间有小孔,推测当时持有物件,现已残失。标本M1∶9,高20.5、宽7.2厘米;

木俑踏板:5件(套)(M1∶7、10、12、14、21),出土于前室、后室及封门墙,为木俑底座踏板。平面为正方形,表面刨光,中间有小穿孔。出土时仅封门墙内西侧的门神俑脚下木板尚在,而墓室内出土时,由于被盗扰,俑和踏板均已分离。标本M1∶7,边长15.8、厚1.4厘米。

木梳:2件(套)。出土于西侧室木棺内。标本M1∶22—1,梳体呈弓形,弧柄,两侧对称,梳齿细密,共100齿,外髹枣红色漆,制作精致,长16、宽7.5、背厚1.5厘米;标本M1∶22—2,梳体呈弓形,弧柄,一侧弯曲,另一侧斜收,梳齿有残损,共59齿,外髹枣红色漆,制作精致,长8.6、宽3.7、背厚0.8厘米;标本M1∶24—1,梳体呈弓形,弧柄,一侧弯曲,另一侧弧收,梳齿细密,外髹枣红色漆,制作精致,共62齿,长9.7、宽4.2、背厚1.1厘米;标本M1∶24—2,梳齿端略残,共60齿,长10.4、宽4.7、背厚1.1厘米。

木凳:1件(M1∶40)。形体较小,出土于后室。凳面较窄长,凳腿较短,为方形木条通过榫卯结构套接而成,外髹枣红色漆,凳面有黑漆线条。长53.8、宽8.8、高10.3厘米。

木屋模型:1件(M1∶35)。出土于后室。出土时散落一地,已拼接,形制大体可知,为悬山顶,三开间,门槛较高,未上漆,推测为棺椁前的灵房。长38、宽16、高22厘米。

木栅栏:1件(M1∶37)。出土于后室。出土时散落一地,经修复,形制大体可知,为长方形干栏式建筑,用方形木条及木板通过榫卯结构套接而成,每隔50厘米用竹节状立柱隔开,顶端有一桃形木顶,边侧刻有莲花瓣纹,下端为半圆形底座,中间为长方形镂空栏板,外髹红漆。推测可能为棺床边缘的围栏,现仍在修复中。

6、玛瑙珠 1件(M1∶26)。出土于西侧室。黄色,呈算珠状,中有穿孔,上有酱黄色斑纹。直径1、厚0.6厘米。

7、釉陶器 2件(M1∶38、39)。为釉陶缸,后室东北角和西北角各分布一个。形制相同。圆唇,直口,上部微敛,腹部略斜收,近似桶状,平底,内外施酱色釉。标本M1∶38,口径70、腹径71、底径62厘米。

8、石器 4件(套)(石塔除外)。有墓志、卵石等。

墓志:1组,由墓志盖、墓志铭、墓志底座组成,均为石质,呈长方形。墓志盖(M1∶18)长80、宽60、厚11厘米,表面光滑,髹黑漆,四周边缘部雕刻花纹,中间刻“张氏妙寿之墓”六字,篆体,阴刻,边侧花纹和刻字内填以朱砂。墓志铭(M1∶8)长80、宽59.5、厚11厘米,表面光滑,四周边缘雕刻花纹,正面为一版楷体小字,共160字,记载墓主生平。墓志内容为:“故張氏,名妙壽,王之乳母也,時洪武十二年入宫,以夫族無所歸,遂留居宫中,後從分封上谷,及隨改封長沙,以頤老。奉佛為事,享年七十,永樂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卒,其年十二月五日葬善化縣長樂鄉十九都内山之原。王書其事,命臣愈祖述以志。歲月是用刻石納諸墓云。大明永樂十一年,歲在癸己十月吉日。將仕佐郎,谷府伴讀,臣趙愈祖奉校謹志。奉議大夫左長史臣張遯篆蓋,副使臣曹公啟謹書。”。墓志底座(M1∶19)长86、宽68、厚17厘米,表面平整,底部四角有莲花瓣状支脚。

卵石:1套。共5件,出土于后室椁底板下,形状大致呈椭圆体。长10.4~12.2、宽6.6~8.9厘米。标本M1∶36—1,椭圆形,表面光滑,长12.2、宽9厘米。

9、经书 出土于墓道石质喇嘛塔中经箱内,编号M1∶42,两摞叠放,用丝绢包裹。书籍长17.2、宽8厘米。目前已知的内容有佛经和道经,书名有《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等。由于经书长期被水浸泡,粘连紧密,大部分尚未揭剥出来,推测共有数十册。从初步清理看,该批经书内容保存较好,字迹非常工整清晰,书名及内容均系金粉楷体书写。

三、结语

蚂蚁山明墓为湖南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砖室墓。墓志铭载:墓主为明代谷王乳母张妙寿,她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入皇宫,追随谷王先后分封至上谷和长沙,享年七十岁。下葬年代是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而根据券顶青砖上白石灰水书写的文字,可知该墓始建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

该墓在发掘前,在墓葬后室的东北部发现一个长约70厘米的方形盗洞,盗洞内未发现遗物,年代不详。发掘结果表明,盗洞穿透券顶,盗墓者已进入墓葬前、后室和侧室,并对墓内的文物造成了破坏和扰乱,尽管如此,该墓考古价值依然重要,对学术研究将产生一定影响,主要有如下几点:

1、墓道位置建造伞顶圆柱形石砌建筑、方形砖石组合建筑以及圆形竖井等,在国内墓葬发掘中十分罕见,为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2、伞顶圆柱形石砌建筑内放置喇嘛塔,喇嘛塔内置经箱,内装有经书若干册,经初步揭剥,发现佛教经书和道家经书合藏其内,充分说明在明代早期佛、道思想已逐步融合的状况,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儒、佛、道三教合流在我国历史上的形成脉络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宗教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3、墓葬形制规模大,结构清楚。墓顶起券达20层,且有松香粘合的密封层,是极为少见的砖室券顶墓,为我们研究明代早期的墓葬结构及建造方式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4、该墓虽被盗,但仍然出土了较多的重要文物,对我们了解明代早期的历史及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该墓纪年明确,为明代湖南地区的墓葬研究树立了一个标尺。

参加本次发掘工作的人员有:何旭红、黄朴华、何佳、马代忠、雷永利、龙伟清、凌浩、曾德刚、肖静华、张竹青等。绘图由高铁完成,照片由易家敏、何佳拍摄,拓片由杨慧完成,出土器物的修复由肖静华完成。

本文序言由何旭红执笔,墓葬形制由何佳执笔,出土文物由雷永利执笔,结语由黄朴华执笔。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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