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篷岭一号墓葬考古发掘报告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200512月底,在望城县星城镇银星村一名为“风篷岭”的山包上进行开发建设时,发现一座大型竖穴岩坑木椁墓(编号为风篷岭M1)。该墓东距湘江约2公里,往南约3.2公里,为西汉“三石戍”城城址,再往南约6公里,咸家湖一带为较密集的西汉前期长沙国王陵区,省市考古部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先后发掘过陡壁山曹女巽 墓[1]、象鼻嘴一号墓[2]、古坟垸“渔阳”墓[3]等。

风篷岭一号墓所在位置处于湘江一级阶地向丘陵过渡地带,东面地势开阔平坦,西、南、北三面丘陵起伏。

20063月至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望城县文物管理局联合对风篷岭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墓葬形制

风篷岭一号墓为一座带墓道的竖穴岩坑木椁墓, 平面呈“中”字形,方向北偏西13°发现之前,墓葬上部已被推掉,残长30.3、残宽14.6、残深3.26米。整座墓葬由墓道、墓坑、题凑、椁室和套棺等部分组成。

(一)填土及盗洞

填土系从它处取运来的黄褐色粘土夯筑,夯层厚薄不一。其中掺杂大量小卵石和少量炭屑,卵石直径约0.5~5厘米不等。

填土中发现2个盗洞,编号为D1D2D1位于墓坑南部,洞口平面呈长方形,长2.26、宽1.7~1.9,往下收缩直抵棺室西北角,出土金缕玉衣片1片及青瓷器6件,青瓷器有碗、钵及双沿坛等。

碗:3件。较完整。敞口,弧腹,圆饼状足。釉质脱落。标本(M1D1:5),红胎,口径16.6、底径5.8、通高5.8厘米。标本(M1D1:1)灰胎,口径16.2、底径6、通高6厘米。标本(M1D1:6)。红胎,口径15.8、底径6.4、通高5.6厘米

钵:2件。灰胎。口微敛,圆唇,腹部略鼓,平底内凹。标本(M1D1:4),内底有一圈弦纹,钵内侧及外口沿下方施青釉,口径16.5、底径6.3、通高6.6厘米。标本(M1D1:2),口沿内下方有一道细凸棱,内侧底部有一圈浅凹槽,口径16、底径5、通高6厘米

双沿坛:1件(M1D1:3)。灰胎。敛口,圆唇,溜肩,肩部附两个对称环耳,中腹微鼓,下腹内收,平底内凹。口径8.8、底径13.8、腹径19.4、通高19厘米

从该盗洞内出土器物分析,推测D1年代应为隋唐时期。

D2位于墓坑东北角,洞口平面呈不规则形,长径2.1、短径1.2,往下收缩直抵东列前室,出土有鎏金铜羊镇、硬陶罐等,均应为墓中原有遗物。D2年代不详。

(二)墓道与墓坑

墓道位于墓坑北壁正中,为斜坡台阶式。墓道口已遭破坏,残长11、残宽约5.6~5.9,墓道下端口残深2.72,高出墓坑底部约0.54。在墓道北端残余3级台阶,从上到下分别宽约1.91.61.6,台阶面均向坑内倾斜。其中第二级台阶有两处方形缺口,均向南开口,东西并列,各长0.36~0.4、宽0.36、深约0.25,二方形缺口间距1.7。在第三级台阶至墓道下端口有二道与墓道方向一致的平行沟槽,各长约6.1、宽约0.6、深0.1~0.7,相距0.65,推测与当时向墓坑内运送棺椁等葬具材料或造墓时拟搭建某一木构建筑有关。在两道沟槽北端的外侧分别有一个长方形浅坑,东西相对,各长0.5~0.55、宽0.5、深0.1

墓坑平面呈“凸”字形。竖穴式。六个角位置略向外突出,使得墓壁略弯曲,棺室尤甚。墓坑口部已遭破坏,残长19.3、残宽14.6、残深3.26,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墓壁较垂直,为黄褐色粉砂岩层,有多处塌损。墓坑底部经过夯打,有七条平行的南北向枕木沟,中间三条较长,分别长16.3、宽0.3、深0.2;东西两侧各两条,各长11.9、宽0.3、深0.2,东西对称。

(三)题凑

题凑位于墓坑壁与木构椁室外壁之间,除墓道下端口和中列前室之间缺失外,基本围绕椁室一周,平面略呈“凸”字形。题凑木枋共有111根,均为长方形木枋,长短粗细不一,长度一般约为0.8,最长1;横断面为正方形,边长0.2~0.4。经检测,题凑木枋为楠木。题凑朽蚀严重,保存较差,木枋多呈空心状。题凑结构不甚规整,垒砌木枋一至三层不等,且高低不平,方向不一,有多处以较纯的黄色填土代替。因此推测当时建造墓葬时,题凑木枋是在建造椁室之后才摆放的,而且摆放时没有密集垒砌,而是与填土混合构筑,较为随意。现将四周题凑木枋的垒砌情况分述于下:

北面题凑分为东西两段,墓道下端口未见垒砌。东段题凑共有题凑木12根。其中,11根为南北向,紧靠东列前室北壁作一列配置,单层或二层叠置;1根为东西向,单独置于墓坑壁南侧。西段题凑共有题凑木16根,紧靠西列前室北壁作一列配置,均为南北向,多作二层叠置。

东面题凑可分为三段。北段共有题凑木28根,紧靠东列诸室东壁,均为东西向,多单层排列,少数呈二或三层叠置。中段共有题凑木3根,紧靠东列后室南壁,均为东西向,单层摆放。南段共有题凑木16根,紧靠棺室东壁,基本作二层叠置。其中,10根为东西向,4根为南北向,北端转角处2根呈东北至西南向倾斜。

南面题凑紧靠棺室南壁,有题凑木8根,其中7根为南北向,1根为东西向,单层或二层排列,高低不一。

西面题凑可分为三段。南段有题凑木4根,紧靠棺室西壁,均为东西向。中段有题凑木4根,紧靠西列后室南壁,均为东西向。北段有题凑木20根,紧靠西列诸室西壁,均为东西向,多为单层排列,但高低不一,北侧两处呈三层叠置。

题凑的各个转角处,或与某段相接题凑同向放置,如北面与东面题凑的转角;或采用垂直双向上下交错叠置的方式,如西面与北面题凑的转角。

(四)椁室

椁室构筑于题凑所围的内部空间,平面呈“凸”字形,长16.5、宽11.5。整个椁室木结构由枕木、底板、墙板、立柱、门和顶板等部分构建。椁室内部各分室以墓道和棺室一线为中轴线,分作东、中、西三列配置,平面均为长方形。其中,中列分为前室、中室和后室(即棺室),东、西两列也各分为前、中、后三室,总计九间。出土时椁室顶板受压断裂,木结构大部分坍塌,墓室空间基本被塌落的填土充满。填土之下,在枕木和底板木上不规则分布有一层极薄的青灰色膏泥,浸染到部分墙板和顶板。现将椁室木结构及各分室情况分述如下。

1椁室木结构

1)枕木

墓坑底部枕木沟内放置方形枕木,枕木上端略高于墓底。中间三条枕木沟内各放置4根枕木,由北往南依次长约1.655.24.8~54.5。东、西两侧四条枕木沟内各放置3根枕木,由北往南依次长约1.94.8~5.24.6~4.8。各枕木宽约0.24、高0.22。枕木两侧有少量填土,起加固作用。出土时,枕木均有不同程度的朽坏,有的地方仅存枕木痕迹。在中列西边的87号枕木上发现刻字“”、88号枕木发现刻字“南”,均位于枕木的南端上表面。

经检测,枕木为楠木。

2)底板

枕木上铺设两层东西向木枋,作为底板。

下层底板木枋分作东、中、西三列,其中中列有木枋33根,东列有木枋24根,西列有木枋24根。中列底板分为南、北两部分,棺室底板为南部,共有木枋9根,各长约4.75,两端有竖置木枋的压痕,各宽约0.22;由墓道下端口至棺室前为北部,共有木枋24根,各长约4.3。东、西两列木枋各长约3.55,出土时各自向外的端头朽坏较严重。从保存较好的木枋情况来看,木枋的外端头有较明显的压痕,宽约0.2。下层底板各木枋宽度不一,多数在0.4左右,较宽的0.56,较窄的0.3;厚度则较一致,约为0.22。从中列底板由南向北第十根木枋(即中列北部第一根木枋)开始,依次在木枋中部偏西发现刻有“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九”、“廿一”、“廿二”、“廿四”、“廿五”、“廿七”等数字编号。这些数字与中列底板各木枋由南向北排列的位置是一致的,其中缺位数字的位置也有木枋,只是木料朽坏,没有发现刻字。

上层底板木枋也分作东、中、西三列,其中中列有木枋33根,东列有木枋21根,西列有木枋28根。其中,中列底板分为南、中、北三部分,棺室底板为南部,共有木枋9根,各长约4.15;中列中室底板为中部,共有木枋12根,各长约5.9;中列前室底板为北部,共有木枋12根,各长约5.1。东列底板分为南、北两部分,东列中、后室底板为南部,共有木枋14根,各长约2.5;东列前室底板为北部,共有木枋7根,均置于东列前室南部,各长约2.86。西列底板分为南、北两部分,西列中、后室底板为南部,共有木枋14根,各长约2.5;西列前室底板为北部,共有木枋14根,各长约2.86。上层底板各木枋宽度不一,中列底板一般较宽,约0.5,东、西两列底板一般较窄,约0.4。各木枋厚度较一致,约为0.18。中列底板由南向北第八、九根木枋西端分别刻有数字编号“八”和“九”。从中列底板由南向北第十三根木枋(即中列中部第四根木枋)开始,依次在各木枋东端发现刻有“東十三”、“東十四”、“□十五”、“□十六”、“東廿六”、“東廿七”等数字编号。东列底板由南向北第四根和第五根木枋上分别刻有数字编号“四”和“五”。西列底板,从由南向北第八根木枋开始,依次刻有“西八”、“西九”、“西十”、“西十一”、“西十二”、“西十三”、“西十四”、“西十六”、“西十七”、“西十八”、“西十九”、“西廿”、“西廿一”、“西廿二”、“□廿三”等数字编号。同下层底板所刻编号一样,这些数字与编号与其所在位置是一致的,其中缺位数字位置的木枋因朽坏,没有发现刻字。

经检测,底板木为楠木。

3)墙板

墙板由竖置于底板上的木枋紧密排列而成。根据墙板所在的位置,可以将其分为椁室外围墙板和椁室内部墙板,外围墙板即椁室最外层的墙板,主要起区隔椁室与题凑的作用;内部墙板则位于椁室木结构中间,主要起区隔椁室内各分室的作用。

其中,椁室外围墙板分为内外两层。

外层墙板环绕椁室一周,平面呈“凸”字形。墙板木枋残存最高2.3,横截面为长方形,长宽均介于0.2~0.3之间。墙板木枋底部置于下层底板的外端头上,内侧紧靠上层底板外端头,外侧紧靠题凑部分。出土时往往上端头朽坏严重,呈尖刺状,几乎无一完整,其中北部残存29根,东面残存30根,西面残存34根,东南段残存10根,西南段残存6根,棺室东、南、西三面分别残存995根。内层墙板则位于棺室东、南、西三面,东列中、后室的东面以及东列后室的南面,西列中、后室的西面以及西列后室的南面,即在这些位置的外围外层墙板内侧增加一层较薄的墙板组成双层墙板。内层墙板的底部置于上层底板边缘的凹槽中,其中南北向的凹槽均位于上层底板的外端头,东西向的凹槽则位于东列后室、西列后室及棺室最南端木枋的南部边缘。这些凹槽连成一个整体,规格一致,宽约0.09米,深0.02米,距上层底板边缘0.04米。出土时,内层墙板朽坏均较严重,推测其高度应当为顶板至底部凹槽的距离,宽度从残断的情况来看,应与外层墙板相当,厚度应即凹槽的宽度,为0.09米。

椁室内部各墙板则大部分置于上层底板上,墙板木枋残存最高2.14,横截面为长方形,长宽均介于0.2~0.3之间。南北向墙板共4段,各置于东、中列或西、中列上层底板的接合处,墙板底部分别搭在两边底板的内端头,一边搭一半,无榫卯结构,其中东列前室西侧北段墙板因无上层底板,所以木枋底部直接置于下层底板上;东西向墙板共2段,各置于东、西两列上层底板南、北两部分的相接处,无榫卯结构。出土时,分隔三列前室的东、西两条南北向墙板各残存木枋9根和10根;分隔三列中、后室的东、西两条南北向墙板各残存木枋15根和11根;分隔三列前室和中室的两条东西向墙板各残存木枋12根和13根。有的位置墙板虽倒塌,但在底板上留下了较为明显的压痕。

经检测,墙板木为楠木。

4)立柱

中列中室正中东西两侧各设一方形立柱,相距2.66米。立柱高约1.87、宽约0.3、厚约0.2米。立柱底部平置于底板上,出土时底部各有一个方形压痕。二立柱顶部各有一个高0.04、直径0.08米的榫头,上面又各有一厚约0.1米的薄板,薄板下部为卯眼,互相斗合。薄板可能起固定立柱上端的作用。

经检测,立柱为楠木。

5)门

椁室各分室均设置有门相通。门的形制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墙板木枋间所留缺口,无门楣、门柱、门槛及门扉等结构;另一类为设置有门柱、门扉等结构的门。

前一类共有7个。中列前室通向东、西两列前室各设一门,均位于东西两侧枋墙的北端,东西对称,东侧门宽约1.9米,西侧门宽约1.2米。中列中室通向东、西两列中室各设一门,均位于东西两侧枋墙的北端,东西对称,东侧门宽约1.3米,西侧门宽约0.8米。中列中室通向西列后室设有一门,位于中列中室西壁南端,门宽约0.7米。西列中室通向西列后室开设一门,两室相接部仅残存2根厚约0.1米的立木枋相隔,门残宽约2.1米。东列中室通向东列后室开设一门,两室相接位置仅残存数根朽坏倒地的木枋,门的宽度不详。

后一类共有2个,均设置于中列中室,即分别通向中列前室的北门和中列后室(棺室)的南门。中列中室北门仅存一片残门扉和底板上的榫眼及榫槽,门柱已腐朽不存。北门位于中列上层底板由南向北第21根木枋上,北侧左右相对各有一方形凹痕,各长约0.2、宽约0.18~0.2、深约0.02米,相距3.16米,当为门柱所压。二凹痕的北侧又各有一条左右相对的长方形榫槽,各长约1.24~1.34、宽约0.08、深约0.03米,相距2.2米,当为门两侧隔板下端所在。榫槽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段木枋墙,东侧有木枋3根,西侧有木枋6根。门扉残甚,形状不规则,经检测为楠木。南门形制略同于北门,位于中列上层底板由南向北第10根木枋上,南侧左右相对各有一个较小的长方形榫眼,各长约0.13~0.16、宽约0.08、深约0.03米,相距2.9米,当为门柱下端枘部插入的位置。在榫眼的外围还有一长方形凹痕,各长约0.28、宽0.18、深约0.03米,当为二门柱的压痕。出土时,东侧门柱倾倒于棺室内,残高1.8、宽0.28、厚0.18米。二榫眼的南侧又各有一条左右相对的长方形榫槽,长约1.82~1.86、宽约0.08、深约0.03米,相距2.2米,当为门两侧隔板底部所在。榫槽南面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段木枋墙,分别有木枋3根。门扉共有两扇,梓木,均残,厚约0.06米,配一对鎏金青铜铺首衔环。

6)顶板

顶板位于椁室木结构的最上层,由东西向的木枋并排横铺在墙板顶端而成,未见榫卯结构。顶板木长度与三列椁室的宽度相等;宽度多为0.4米,最宽0.5米,最窄0.2米;厚度较为一致,约0.2米。出土时,均受压坍塌断裂。

顶板木基本与上层底板木相对应,也作三列分布。各椁室分室顶板木枋数量及长度为:东列前室共有顶板木枋15根,各长约2.86米;东列中室共有顶板木枋11根,各长约2.5米;东列后室共有顶板木枋4根,各长约2.5米;西列前室共有顶板木枋14根,各长约2.86米;西列中室共有顶板木枋12根,各长约2.5米;西列后室共有顶板木枋4根,各长约2.5米;中列前室共有顶板木枋13根,各长约5.1米;中列后室(棺室)共有顶板木枋9根,各长约4.15米。中列中室顶板情况较为特殊,共发现20根木枋,各长约5.9米,根据倒塌情况来看,两立柱之北共有5根木枋,之南有15根木枋,且重叠放置。根据墓室长度推算,该室顶部木枋必然有至少两层放置的情况。因此可以推测,在两立柱之北顶板木枋可能为单层放置,在两立柱之南则分为两层放置。中列中室顶板上发现有刻划的数字编号,由南向北的75号顶板东端刻有“五”字,74号顶板东端刻有“六”字,70号顶板东端刻有“九”字。

经检测,顶板木为楠木。

2、椁室各分室情况

1)东列前室

位于椁室的东北角,室内南北长5.6、东西宽2.8米,面积约15.7平方米。该墓室北、东、南三面均封闭,西面北端开设一门,与中列前室相通。清理时,在墓室北部发现大量的陶器碎片,经修复为陶罐。在墓室南部,发现有数件漆木器残件以及大片的漆皮,周围散布有若干“五铢”钱。

2)东列中室

位于东列室中间,室内南北长4.1、东西宽2.2米,面积约9平方米。该墓室北、东两面封闭,西面北端开设一门,与中列中室相通,南面中部开设一门,与东列后室相通。随葬品较丰富,其中以漆器最多,主要分布在墓室西北部和中部。在一些漆器上发现有“厨”、“宜酒食”和“永巷果槃”等字样。该墓室内还发现有铜箭镞、铜器残件、铜钱及石蜡等。

3)东列后室

位于东列室最南部,室内南北长1.4、东西宽2.2米,面积约3.1平方米。该墓室东、南、西三面封闭,仅北面开设一门,与东列中室相通。该墓室随葬有“五铢”钱、铜环和漆器残件等,另在中部底板上发现有两个三角形的器物压痕。

4)西列前室

位于椁室的西北角,室内南北长5.6、东西宽2.8米,面积约15.7平方米。该墓室北、西、南三面均封闭,东面北端开设一门,与中列前室相通。在该墓室中部发现大量漆皮,伴有若干金箔饰片、铁器残件和鎏金扣饰,在墓室南部发现3件木质马腿残件,推测为车马器残件。

5)西列中室

位于西列室中间,室内南北长4.1、东西宽2.2米,面积约9平方米。该墓室北、西两面封闭,东面北端开设一门,与中列中室相通,南面中部开设一门,与西列后室相通。在墓室中部发现长条形漆器痕迹以及数件鎏金泡饰,推测为某种乐器,另发现有丝织品的痕迹。

6)西列后室

位于西列室最南部,室内南北长1.4、东西宽2.2米,面积约3.1平方米。该墓室西、南两面封闭,北面开设一门,与西列中室相通,东面开设一门,与中列中室相通。未发现随葬品。

7)中列前室

位于东、西两列前室之间,室内南北长5.6、东西宽4.8米,面积约26.9平方米。该墓室北面与墓道相接,由竖立的木枋墙隔开,没有发现门的痕迹,东、西两面各开设一门,分别通向东列前室和西列前室,南面开设一门与中列中室相通。随葬品有陶器残片、鎏金铜饰件、铁器残件、铜弩机及漆器残片等。

8)中列中室

位于椁室正中,室内南北长5.8、东西宽5.8米,面积约33.6平方米。该墓室东面开设一门通向东列中室,西面开设二门分别通向西列中室和西列后室,南、北两面各设一门,分别通向中列前室和后室。该墓室的随葬品最为丰富。其中,墓室东北部随葬品较少,仅发现1件铜器残件;西北部及西立柱周围主要分布有漆器和少量小件铜、铁器;东立柱的东部和墓室东南部是随葬品的主要分布区域,放置铜鼎、铜锺、铜壶、铜盉、铜甑、铜钵、铜灯等铜器和漆耳杯、漆盘、漆盒、漆笥、漆豆等漆木器;墓室中南部则放置漆案、漆奁和铜镜等随葬品。

9)中列后室

位于墓葬最南部,室内南北长4.4、东西宽3.9米,面积约17.1平方米,为棺室所在。该墓室北部通过门与中列中室相连,门的形制如前所述。东、南、西三面均由内、外两层墙板封闭。出土时,在棺室的西北部散落了金缕玉衣的碎片和金丝,以及5枚水晶珠。由于正处于盗洞D1的底端位置,因此推测玉衣是被盗墓者整体拖出漆棺的。玉衣片损毁较多,仅数片可修复。玉衣的下面为塌土,塌土下紧贴底板处散落19枚金饼。金饼旁边发现2件铜盘、1件漆奁和2件漆方盒,其中1件铜盘内放置1件木梳。棺室北部偏西发现1件雁足铜灯,西南部发现1件残玉盒及少量丝织物。另发现有铜带钩和数件不明器形的漆器。

()套棺

棺位于中列后室的正中位置,由内外两层套棺组成,呈南北向摆放。由于椁室顶板塌陷,套棺被压碎。出土时,两套棺的木材均已腐朽解体,仅残存少量木板和木枋,但棺的漆皮保存尚好,可以借此判断棺的结构。内外棺均由底板、侧板、挡板和盖板组成。从残存的情况来看,外棺长约3.2、残宽1.08米,外髹黑漆,内髹赤红漆;内棺长2.78、宽0.5米,外髹暗棕红色漆,内髹赤红色漆,均为素面。残存的棺上还有若干榫眼的痕迹,表明棺使用了榫卯结构制作。在棺的北部靠近前挡板处发现有2件玉璧和1件玉圭。经检测,内外棺板均为梓木。

棺内尸骨腐蚀严重,形体已不存。出土时,大约可以看出一具人体骨骼分布在金缕玉衣的东南侧,但身体的具体部位已无法确认,仅在内棺中部发现1颗门牙和2节趾骨。根据玉璧、玉圭的摆放位置推测,墓主头向当向北。

 随葬器物

风篷岭一号墓出土器物共188件(套),依质地可分为陶器、铜器、漆(木)器、玉器、水晶器、金器、鎏金器、银器、铁器、丝织品等。大部分保存状况较差,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修复,这里选取一些比较重要的器物介绍如下:

1、陶器:共9件。均为印纹硬陶罐。

硬陶罐:主要出土于东列前室。修复陶罐2件,另有可辨认器形7件,形制相同。泥质灰陶。斜沿内凹,敞口,尖唇,束颈,圆肩,鼓腹,平底内凹。标本M11-1,口沿内侧有四道浅凹槽,肩部上方刻划有“中”字及一残缺字符,腹部饰细网格纹,口径15.6、腹径29、底径14、通高30.4厘米。标本M11-2,肩部有两个不明刻划字符,口径14.8、腹径29、底径14.8、通高30.8厘米

2铜器:铜器共28件。主要出土于中列中室。器形有鼎、锺、壶、盉、甑、盘、钵、勺、灯、镜、带钩、弩机、削、铺首衔环、钱等。

鼎:2件。均残。盖微隆,饰三半环形纽。子口承盖,双椭圆形对称附耳,鼓腹,圜底,三粗短蹄足。腹部饰一道凸弦纹。标本M195口沿处刻有一圈铭文,阴文篆书,铭文:□一□有盖并重十七斤八两。盖径23.2、口径21.6、足高9.3厘米

锺: 3件。均残。盖顶部隆出,饰三立兽形纽。敞口,平沿,束颈,球形腹,高圈足。肩部两对称铺首衔环。肩部、中腹部、下腹部分别有三条瓦楞纹。标本M187,口径18、腹径36.8、足径20.8、通高51.4厘米。

壶: 2件。均残。盖顶部隆出,饰三立兽形纽。敞口,平沿,束颈,鼓腹,圈足微外撇。口沿处分别刻有一圈铭文,铭文阴文篆书,腹部两对称铺首衔环。标本M196,口径14.4、足径20.5、足高3.6厘米,铭文:铜壶一容五斗有盖并重□斤十二两长沙元年造第七。标本M199,铭文:□壶一容五斗有盖并重廿六斤十三两长沙元年造第八

盉 :1件。残。标本M1101-1,方柄内空,短鸟喙形流,细短蹄足。柄边长2.1、残长7.4、流残长1.8厘米。

甑: 1件 。残。标本M1101-2敞口,方唇,斜折沿,弧腹内收,圜底,三蹄足。腹部有桥纽,环垂于足上,器腹、底镂空。口径26.4、足高11.4、通高17.1厘米。

盘:2件。敞口,平沿,方唇,平底。根据腹部的不同可以分为二型。

A型:1件。残。腹斜直内收。标本M1101-3口径21.6、底径19.4、高1.9厘米。

B型:1件。残。鎏金,弧腹内收。标本M1146口径20.6、高2.2厘米。

钵 :2件。均残。敞口,平沿,圜底。标本M1101-4口径10、高3.8厘米。

勺:2件。均残。标本M1101-6柄端圆阔,上铸一兽首衔环,从柄端至勺端向下弯曲,柄中部向下内凹。柄端宽3.6、残长10.2厘米。标本M1101-7背面阴刻篆书铭文:铜□一重一斤九两长沙元年造。柄端宽3.5、残长18厘米

灯:4件。根据形态不同分为二型。

A型:1件。残。标本M1130底部一浅腹圆盘,盘内并列二雁足,每足下端有三趾,足上端残。盘径31.8、底径30、残高10.2厘米。

B型:3件。均残。浅盘侈口,盘中央一芯,竹节形柄,喇叭口座。依据柄的高矮可以分为三式。

BⅠ式:1件。矮竹节形柄。标本M185盘径15.4、座径16.6、残高23厘米。

BⅡ式:1件。竹节形柄稍高。足部有阴刻篆书铭文,仅余一字,不可辨。标本M1102,盘径15.5、座径13、残高21.8厘米。

BⅢ式:1件。高竹节形柄。足饰一圈凸弦纹,有铭,阴文篆书:铜灯一高二尺重廿二斤七两长沙元年造。标本M190,盘径19、座径16.4、通高47.2厘米

镜:1件。残。标本M1120,圆形,球形纽,并蒂十二连珠纹圆形纽座,纽座外内向八连弧纹,弧间有装饰图案,阳文篆书:洁而清白而事君志而污而弇明而作而玄锡而流而泽而志而日忘而毋绝。厚1.2、直径16.6厘米                 

羊镇:1件。残。盗洞内出土。体表青铜,嵌入椭圆形金箔,体内填铅。羊体侧卧,头稍昂,双眼平视前方,角上卷,腿蜷缩微翘。体长7.2、高4.1厘米。

带钩 :1件。标本M1150,钩体侧视略呈“S”形,钩首扁平呈鸭嘴形。长9.6、宽0.85、高1.3厘米。

弩机:1件 。残。标本M169木臂已不见,仅存钩弦用的牙、作瞄准用的望山。侧视呈不规则梯形,分为三层,外部两层浑铸,三层之间用铆钉固定。长4.0、宽1.45、高2.1厘米。

削 :1件。残。标本M1101-8身宽柄窄,削身截面三角形。长7.2、身宽1.1厘米。

铺首衔环:2件。均残。器表鎏金。铺首为龙首形,吻部微上翘,鼻孔翕张,双目圆睁,眉框高凸,眉毛斜向后上方,额头鳞甲鎏金,眉框高耸。标本M113111.6、残宽12.8、衔环外径14.6厘米。

铜环 :2件。标本M153残断为三部分,圆形,断面为椭圆形。环径3.05厘米。

  铜钱:163枚。均为五铢钱,出土于东侧室南端,大部分粘连在一起,推测原来应有绳索穿挂。钱文变化多样,个别“五”字中间两笔较直,“五”字中间两笔弯曲者较多;“金”字头一般为正三角形,部分为斜三角形,“金”字内侧大多呈“”形,个别呈“米”字形状,“米”字内两点也有略呈小三角形的;“朱”字上或下为有的方折,有部分为弧折,也有的“朱”字头两侧略向外敞;有的“金”字和“朱”字头平齐,有的“朱”字头略高于“金”字头。磨郭五铢的“铢”字较模糊,“五”字向内弯曲,“五”字和“铢”字仅剩内侧一小部分。依据大小及形制分为二型。

A型:98件。外缘有廓,穿外上下有廓,字迹规整,钱体较大,外径2.4~2.5、穿径1.1~1.2厘米

B型:65件。磨郭,钱体较小,外缘无廓,字迹不规整,外径1.9~2.2、穿径1.1厘米

3、漆(木)器:该墓出土漆木器数量较多,大部分器物胎体已不存,仅残存漆皮。主要出土于东列中室和中列中室。目前正在对漆器进行清洗及脱水保护。从初步统计的情况看,器型主要有盒、豆、碗、盆、盘、耳杯、器盖、马腿等。

盒:4件。形制各异,分4型:

A型:1件。标本M1:144,夹纻胎。方形,底已朽。盒身外髹黑漆,内髹朱漆。口沿、中部、底部均有银扣加固,已脱落,银扣间贴饰两周金箔动物纹,有雀、虎、凤、鹿等,大部分已脱落。盖顶中央嵌柿蒂纹金箔,中心有一圆形小孔(原应镶嵌有玛瑙小珠类饰物),盖肩部贴一周金箔动物纹,多已脱落。边长4、残高5厘米。

B型:1件。标本M1145,出土时已变形,未打开。夹纻胎。长方形,平底。盒身外髹黑漆,盒身口沿、中部、底部均有银扣加固,已脱落,银扣间贴饰两周金箔动物纹,有凤、虎、兔、马、飞鸟等二十余个,多已脱落。盖顶中央贴柿蒂纹金箔,叶片中部和盖顶中央各有一圆形小孔(原应镶嵌有玛瑙小珠类饰物),盖肩部贴金箔云气纹。器底髹红褐色漆,素面无纹。长8、宽3.6、高6.7厘米

C型:1件。标本M1127,夹纻胎。椭圆形。器身残破,可复原,盖不存。盒身外髹黑漆,内髹朱漆。外盒口沿、中部、底部各饰一周银扣。内盒口沿饰一周金扣,中部、底部各饰一周银扣。扣间贴两组金箔动物纹,多已脱落。盖顶中央嵌柿蒂纹金箔,叶片中部和盖顶中央各有一圆形小孔(原应镶嵌有玛瑙小珠类饰物),盖肩部贴金箔云气纹。长径6.6、短径3.5、残高8厘米。

D型:1件。标本M182,夹纻胎。球形。残存盒身。子母口。口沿较薄,腹至底器壁逐渐增厚。器身通体髹褐色底漆。内壁残存有漩涡纹、细线纹。外腹朱绘凤纹,两凤背向而立,一足支地,一足上伸,头部上昂,两头间由两个尾羽变形成的漩涡纹,同两尾间一个漩涡纹呈倒“品”字图案排列。腹上下部各朱绘三周弦纹。口径13、腹径13.6、残高6.2厘米

豆:2件。均残。木胎,斫制。形制相同。柄上粗下细,横截面呈椭圆形,座底平。上部及下部髹朱漆,柄中部髹黑漆。底座满髹黑色底漆。底座近柄处朱绘粗、细弦纹各一道,边缘以一道粗弦纹和两道细弦纹饰边,两组弦纹中部朱绘一周蔓草纹,底面素面无纹。标本M1114,柄残高14、座径15.2、座高4.2厘米

碗:1件。残,仅存下腹及底部。木胎。标本M181。弧腹,平底,矮圈足。内壁与内底髹赭红色底漆,因浸泡已大部分变成褐色。内底用黑漆绘三周弦纹,弦纹内黑漆绘三组凤鸟纹、云气纹及菱形几何纹,尾部曲线向中间聚集成一个弧线三角形,中心绘一圆圈。外壁及外底髹酱褐色底漆。外壁上部饰云气纹,中部有一道弦纹及一道锯齿形纹饰带,腹与圈足结合部朱绘一周弦纹,外底素面无纹。底径10.6、残高7.5厘米

盆:1件。残成数十片,未修复。标本M113,夹纻胎。敞口,宽平沿,方唇,浅腹。口沿及外壁髹黑色底漆,盆内腹髹朱漆,大部分已脱落。外沿刻划两周细弦纹,内沿近唇部刻划一组菱形纹、几何纹、细弦纹饰边。口沿上刻划几何纹、细弦纹等。残高4.8厘米

盘:可复原器31件。形制相同,均为小盘。夹纻胎,平沿,敞口,硬折腹,小平底。底漆以赭红色和酱褐色为主,彩绘装饰风格基本为四种,各择一件标本介绍:标本M1106-1,口沿、内壁上部、内底及外壁髹酱褐色底漆,内壁其余部分髹深褐色漆。沿面朱漆绘二道弦纹,二道弦纹之间朱绘云气纹;内壁上部及外壁折沿下方各有一条带状纹饰,为云气纹和四点纹的图案交替,之间用竖线分隔。内底边缘绘两道弦纹,中央朱绘云气纹。盘外满施酱褐色底漆,素面无纹。外壁下腹部朱书“张姃(或姬)橯”四字竖式隶书款。口径11.6、底径6.2、通高2.2厘米。标本M130-1,胎已腐朽,残存盘内壁漆皮和盘外腹少量漆皮。口沿、内壁上部和内底心髹赭红色底漆。内壁髹褐色底漆。沿面绘一道弦纹。内壁上下各绘一道赭红色弦纹,弦纹内朱绘云气纹、圆点纹。内底以黑漆弦纹为边饰,内用黑漆绘三组凤纹,首尾相连,尾部曲线向中间聚集成一个弧线三角形,其中两只凤鸟的尾线有中断,内饰黑点,三组凤纹间朱绘圆点纹、云气纹和“E”形纹。口径11.8,底径6.9厘米。标本M118,胎已腐朽,残存盘内漆皮。口沿、内壁上部和内底心髹酱褐色底漆。内壁上下各朱绘两周弦纹,弦纹内朱绘云气纹,“E”形纹。内底以一周黑色弦纹为边饰,内用黑漆绘三组三足独角龙纹,龙头高昂,龙眼圆睁,龙身健硕,三条龙尾相连呈三角形,三角形内黑漆绘一圆珠,构成三龙戏珠图案。龙纹之间黑绘云气纹。口径12.2、底径6.8厘米标本M130-2。胎已腐朽,残存盘内漆皮。漆盘口沿、内壁上部和内底心髹漆赭红色底漆,内壁髹酱褐色漆。整体素面无纹。口径18、底径12.2厘米

耳杯:可复原器为18件。形制基本一致,木胎。椭圆形。口沿两侧新月形耳微上翘。四件较完整,器外壁下腹部与底结合处朱书“长沙王后家杯”六字竖式隶书款。标本M1106-2,耳、内壁上部和内底心髹酱褐色底漆,耳面边缘、内壁上部与内底心边缘均饰有圆点纹与竖线纹的二方连续图案。内壁髹赭红色底漆。耳侧面与外壁上部口沿处外沿均有两道弦纹,弦纹之间饰有两排圆点纹。口长径16.3、宽径11(加耳13.5)、底长径9.2、宽径4.3、通高4.8厘米。标本M1106-3,残,外壁和内壁上部髹酱褐色底漆,内壁下部髹赭红色底漆,素面无纹,残高4.1厘米

器盖:1件。残。标本M177。木胎,斫制。盖面较平,直壁。通体髹黑漆。盖顶部素面无纹,侧面上下部各朱绘两道弦纹,最上一道较粗,弦纹之间由双波折纹分隔成若干三角形,三角形内各绘有一花草纹,相邻两个花草纹上下颠倒。直径15、残高2厘米

马腿:3件。均残。木胎。斫制。形制相同,形似马腿。通体髹黑漆。标本M1163,表面腐朽,纹饰不详。残高36.8厘米

4、玉器:4件(套)。有玉璧、玉圭及金缕玉衣。

璧:2件。出土于中列后室。圆形。青玉。均两面饰相同纹饰,每面阴刻弦纹分隔纹饰为内外两部分,外圈均为变形龙凤纹。依据大小及内圈纹饰不同分二型。

A型: 1件。标本M1134,直径较大。内圈阳刻六边菱形纹。外径28.15、内径3.4、厚0.6厘米

B型: 1件。标本M1132,直径较小。内圈阴刻涡纹。外径17.3、内径5.3、厚0.4厘米

圭:1件。出土于中列后室。标本M1133,青玉。上端呈三角形,下端呈倒梯形,底部有一圆孔。长18、宽7、厚0.9厘米

金缕玉衣:残存玉衣片32片和少量金缕、云母薄片(M1136~138)。出土于中列后室西北部。由于尸骨从漆棺中被拖出,残损严重。玉衣片因土沁为白玉和土黄色玉两种,长方形,一侧阴刻几何纹,内贴金箔片或云母薄片,四角有的有小穿孔,有的无穿孔。出土时部分玉衣片以金缕相连,紧贴玉衣片下有非常薄的云母片与玉衣片粘连。玉衣片根据形制不同和穿孔有无分二型。

A型:25件。小长方形。四角有小穿孔,用以穿金丝线。标本M1136-1,长5.7、宽4.6、厚0.4厘米

B型:11件。大长方形。土黄色玉,四角无穿孔。标本M1136-2 9.4、宽6.2、厚0.4厘米

5、水晶珠:5件(M1141)。出土于中列后室西北部。珠状。略带浅蓝色,透明。中间有穿孔。与玉衣片出土在一起,推测可能是玉衣片上的装饰品。长0.4~0.8、宽 0.4~0.6厘米

6、金器:19件,为金饼。

金饼:共19枚(M1143)。出土于中列后室。圆饼状,正面略凸起,有滴铸所产生的不规则空洞;背面内凹,表面有冰裂纹现象,上有刻划“V”形标记。直径6厘米,厚0.5厘米,每枚重250.5,即汉制一斤。

 

风篷岭M1是长沙地区继陡壁山M1、象鼻嘴M1、望城坡古坟垸M1之后发掘的又一座大型竖穴岩坑木椁墓,该墓虽经历两次被盗,但墓葬形制、结构较特殊,出土文物仍较丰富,为研究汉代诸侯国王室葬制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资料。

(一)关于墓葬年代

风篷岭M1出土了163枚“五铢”铜钱。《史记·平准书》“其明年,……。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4]《汉书·武帝纪第六》“(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罢半两钱,行五铢钱。”[5]。因此该墓下葬年代的上限为武帝元狩四年(前118年)。风篷岭M1出土“长沙王后家杯”耳杯,说明墓主为某代长沙王王后。据《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十三年二月)丙辰,诏曰:‘长沙国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6]记载,长沙王王位至东汉光武帝光武十三年(公元37年)取消,因此该墓下葬年代的下限为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二)关于该墓的墓主

风篷岭M1出土了书有“长沙王后家杯”的漆耳杯4件、“张姃(或姬)橯3件,说明墓主就是某代长沙王王后“张姃(或姬)橯”。根据该墓墓主下葬年代处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间,按《汉书·诸侯王年表第二》“长沙定王发”条在此期间内的长沙王有戴王刘庸(嗣于元二年,即前128年)、顷王刘附(另作刘鲋,嗣于天汉四年)、剌王刘建德(嗣于始元四年)、炀王刘旦(嗣于黄龙元年)、孝王刘宗(嗣于初元四年)、缪王刘鲁人(嗣于永光二年)、刘舜(嗣于居摄二年,始建国元年“贬为公,明年废。”)、刘兴(约在建武二年复封,建武十三年废)[7],因此,“张姃(或姬)橯”应是上述八位长沙王中的某位长沙王的王后。

(三)关于葬制

《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8],苏林注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风篷岭M1“题凑”木枋材质经检测为楠木,又望城坡古坟垸M1“题凑”木枋材质亦经检测为楠木,且其上刀刻铭文为“渔阳题凑大广大□□□[9]”。因此风篷岭M1并非“黄肠题凑”制而实为历史文献中记载的自战国至汉代一直采用的“题凑”制。

风篷岭M1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残件,系长沙国王室墓葬中首次出土,说明了西汉中晚期长沙国也同样实施了“金缕玉衣”制。

本次发掘聘请袁家荣研究员、何强副研究员、宋少华研究员、方北松研究员为顾问。发掘领队:何旭红,执行领队:黄朴华,参加发掘的人员还有马代忠、何佳、李云辉、龙伟清、凌浩、雷永利、赵晓华、张景尧、师磊、肖静华、张竹青、彭奇策、余长庚、黄永光、张成云、曾德刚、何竞红、刘欣、万坤等。

发掘简报执笔人员:序言:黄朴华;墓葬形制:赵晓华;陶器:雷永利;铜器:何旭红、张景尧;漆器:马代忠、师磊;金、玉、铜钱、水晶器:何佳;结语:何旭红。

照相:易家敏、黄朴华、何佳

绘图:高铁

拓片:谈雪慧、杨慧、张晓英

本次发掘中,湖南省文物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文化局、长沙市文物局、长沙玫瑰园房地产开发公司、望城县公安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局)

注释:

[1]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女巽墓》,《文物》1979年第3期。

[2]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9]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宋少华、李鄂权:《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资料。

[4]《史记》,中华书局,19599月第一版。

[5][7][8]《汉书》,中华书局,19626月第一版。

[6]《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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