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黄肠题凑葬制杂议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内容提要: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本文认为:西汉时期,

于礼制可合法享用“梓宫”者,仅皇帝、诸侯王、皇(王)太后、皇(王)后而已,其他人等非诏赐不可。“便房”即“楩椁”之说可以采信,但“便房”并非新皇帝(诸侯王)谒拜先帝(王)之地,“便房内没有其他陈设”的观点则难以成立。诸侯王级题凑墓是否使用黄肠题凑可能是死者身份及墓葬等级有某些细微差别,也可能与死者的个人偏好等人为因素有关。至于“黄肠题凑”葬制选用梓木为棺材、柏木为题凑,则与木质特性及其蕴含之意有关。

关键词:西汉 “黄肠题凑”葬制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汉代题凑墓在各地的陆续发现,考古界对西汉“黄肠题凑”葬制的研究和探讨在不断深入。囿于学识,本文仅就其中的几个小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谬误之处,敬请批评。

一、梓宫与梓棺

检索史籍文献,有关西汉“黄肠题凑”葬制的最完整记载见于《汉书·霍光传》: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赐“梓宮、便房、黃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学界研究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均以上述记载及诸家之注为最重要的文献依据,认为“梓宮”、“便房”、“黄肠题凑”和“外臧椁”等一套木结构葬具是“黄肠题凑”葬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于梓宫,《霍光传》颜师古注曰:“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制,故亦称梓宮。”吾师单先进先生在论及梓宫与梓棺之别时指出,“‘梓宫’是汉代的最高葬礼,应与黄肠题凑共同使用;不具备黄肠题凑的墓,其棺木虽然也是梓木,似不能称为‘梓宫’。”[1]因此,在实际发掘材料中,“大概凡有便房、黄肠题凑的王、侯墓,其中的套棺可称梓宫外,那些只有便房的王的宗族或侯墓则颇难辨识,至于井椁里的套棺则只能称梓棺了,如马王堆1号、3号墓。”[2]惜未详证,今予补遗。

据《汉书·货殖传》,“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皁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西汉王朝承秦制、揉周礼,一直严格遵行着这种等级制度。而在迷信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的中国古代,墓葬又往往是死者阳世生活的阴间再现。宫,《说文》:“室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宫,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又《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元二年(公元57年)夏四月,“司徒(李)訢奉安梓宮。注曰:“梓宫,以梓木为棺。《风俗通》曰:‘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死,因以为名。’”可见,西汉时期帝王之棺之所以称为“梓宫”,是因为死后亲身之棺为梓木所制,而其生前所居为皇宫或王宫,“缘生事死”,故此名之。

据《汉书·诸侯王表》,西汉时期,诸侯王“宫室百官”拥有“同制京师”之权。因此,反映在墓葬方面,作为天子之制的“黄肠题凑”葬制,诸侯王当然可以合法享用,只不过其等级规格如规模、大小各有不同而已。但此制既然为天子之制,则其享用者的身份地位应有严格规定。

据《汉书·哀帝纪》和《汉书·外戚传下·定陶丁姬传》记载,成帝死后,哀帝嗣位,其生父定陶恭王被尊为“恭皇”,生母丁姬为“帝太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丁太后崩。哀帝认为“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遂葬定陶。”哀帝死后,王莽秉政,“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复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其故。”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于是,“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

从上述史料来看,王莽奏言丁姬“葬逾制度”、“不应礼”是有礼制根据的,否则便不敢再三“复奏”直到“奏可”。而丁姬之棺“名梓宫”便是逾制的一个重要表现。于是,丁姬原本享用的“梓宫”被“更以木棺代”,其墓葬等级亦被改列为“媵妾之次”。由此可见,如果死者身份地位未达到享用“梓宫”之级别,即便贵为皇帝生母,有“母以子贵”之便,也不能合法享用“梓宫”。笔者以为,西汉时期,于礼制可合法享用“梓宫”者,仅皇帝、诸侯王、皇(王)太后、皇(王)后而已。包括皇(王)妃、公(翁)主、王室宗族和列侯在内的其他人等如果享有“梓宫”,则必属赐器无疑。否则,其棺即便是梓木所制,也只能称“梓棺”,绝不能称“梓宫”。

又《后汉书·邓禹传附邓弘传》:安帝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邓禹之孙邓弘卒。“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輓送。”《后汉书·蔡茂传》: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司徒蔡茂薨,“赐东园梓棺。”《后汉书·儒林列传》:名儒戴凭“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可见,大臣享用“梓宫”,有皇帝主动诏赐和有司上奏请赐两种情况,而且,诏赐“梓宫”还是“梓棺”又明显反映出死者在朝廷中的身份地位之别。

又《后汉书·礼仪志下》:诸侯王、公主、贵人薨,“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它表明,到东汉时期,诸侯王享用梓棺之权已被剥夺,更不用说享用梓宫了。这也意味着诸侯王在葬制方面“同制京师”特权之终结。

二、便房与楩椁

关于“便房”,《霍光传》注引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如淳曰:“《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黄肠题凑。”师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为楩木名,非也。西汉“黄肠题凑”墓在各地陆续发现后,“便房”问题便成为“黄肠题凑”葬制研究中的争论焦点,而分歧的症结则源自对上述注文的不同理解。

研究者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观点:一、“便房”即墓中之前室。[3]二、“便房”是指题凑木外侧的回廊。[4]三、“便房”是“内椁和棺房的总称”,是“皇帝谒拜祖先的圣地。” [5]四、“便房”即楩木制作的棺房,其功用是围护梓宫,保“幽冥之灵”,“便房”之外的前堂才是谒拜之地。[6]

从文献史料来看,《霍光传》正文和如淳注均是按由内到外之顺序来叙述“黄肠题凑”葬制结构的。在《霍光传》中,“便房”处在“梓宫”与“黄肠题凑”之间,在如淳注中,“楩椁”也处在二者之间。两相对照,得出“便房”即“楩椁”的结论,应是言之有据,可以采信的。将“便房”理解为“内椁和棺房的总称”亦无不妥,因为题凑内的楩椁当为内椁。而且,按照这一叙述顺序,“黄肠题凑”之外即是“枞木外臧椁”,如此则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题凑木外侧的回廊应属文献中的“外臧椁”,不可能是“便房”之所在。

主第四说者认为,“便房”之“便”与“楩椁”之“楩”同意通假。“便房”并非新皇帝(诸侯王)谒拜先帝(王)之地,“便房”之外的前堂才是。“便房内没有其他陈设,也没有随葬品。”[7]笔者以为,此论尚可商榷。

据《汉书·武帝纪》:建元六年夏(公元前135年),“高园便殿火。”师古注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园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汉书·韦贤传》:“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如淳注曰:“《黃图》高庙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师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处。寝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便)〔別〕殿耳。”又《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石奋“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索隐》曰:便坐,非正坐处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义亦然也。”上述史料中的“便殿”、“便室”、“便坐”其功用可能与“便房”不同,但其性质则当与之相类,其中的“便”字亦当与“便房”之“便”同义。因此,“便房”之“便”与“楩椁”之“楩” 并非同意通假。

又《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条:“合葬:羨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这条史料清楚地表明,“便房”确为嗣位的帝、王谒拜先帝、先王之地。既然是谒拜之地,则必有谒拜之陈设。即便没有,仅从“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一语来看,便房内也至少有存放“郊庙祭服”之陈设。因此,“便房内没有其他陈设”的观点是有欠妥当的。

三、题凑与材质

关于“黄肠题凑”,《霍光传》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內向,故曰题凑。

考诸史籍文献,“题凑”葬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吴王女滕玉死后,“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吕氏春秋·孟冬纪·节丧篇》:“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在考古发掘中,1978年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亦刻有“题凑”铭文。[8]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楚庄王之爱马死,“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 优孟“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彫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可见,春秋时期,“题凑”葬制在楚国已成为“人君”即国王之制。就题凑材质而言,已有楩、枫、豫章等木材可以选用。而且,这条史料也在棺、椁和题凑的材质方面反映出从春秋时期的“题凑”葬制到西汉时期的“黄肠题凑”葬制的演变。

在考古发掘中,汉代题凑墓中的题凑材质各有不同,有用柏木、楠木等木质材料的,例如,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咸家湖西汉曹 墓的题凑用的是柏木,望城坡“渔阳”王后墓的题凑则是楠木。[9]也有用石质材料的,例如,河北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及王后墓、山东临淄东汉齐炀王刘石墓和济宁东汉任城王刘尚墓的题凑即属此类。[10]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墓均用木质题凑,东汉墓则多为石质题凑,这反映了两汉时期题凑材质的演变。

从文献记载来看,“黄肠题凑”葬制中的题凑木,其材质只能是柏木,此类墓葬才是真正的“黄肠题凑”墓。有研究者认为,“黄肠题凑”墓中的题凑木“不一定要用柏木黄心为材质,因时代早晚和各诸侯国的所处地理位置以及财力的不同,只要有最基本的形式结构就可以了。”[11]长沙望城坡“渔阳”王后墓使用楠木题凑系“与墓主地处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12]笔者以为,题凑材质的不同可能是死者身份及墓葬等级有某些细微差别,也可能与死者的个人偏好等人为因素有关。

如前所述,东汉时期,诸侯王已被剥夺享用梓棺之权,改用樟棺了。《后汉书·杨震列传》:杨震“饮酖而卒”前,“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又《礼记·丧大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可见,棺木和槨木的材质是可以反映死者的身份等级的。以此推之,西汉时期,题凑木使用哪种材质亦当有相应的等级制度。

汉初,吴氏长沙国是一个人口仅有二万五千户的“卑湿贫国”,[13]其财力的确与其他诸侯王国无法相比。但作为一个诸侯王国,即便财力非常不足,也不至于穷到连柏木都用不起的程度。如前所述,象鼻嘴一号西汉墓和咸家湖曹 墓的题凑用的均是柏木,望城坡“渔阳”王后墓的题凑则是楠木。三墓均为吴氏长沙国王、后墓葬,题凑木却有柏木和楠木两种,而柏木系包括长沙在内的江南地区的常见树种。可见,题凑是否使用黄心柏木与其财力足否无有关系,“渔阳”王后墓使用楠木题凑也绝非因为长沙国辖区没有柏木的缘故。

另据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又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楠,良田造茔,黄(壤)〔肠〕致藏,……崇侈上僭。”由此可知,两汉时期,葬逾制度的崇丧之风的确十分严重。但即便如此,西汉时期的“富者”也只敢使用“题凑”,而不敢僭制使用“黄肠题凑”。此类墓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黄肠题凑”墓,只能称为“題凑”墓。此亦可为题凑材质与墓葬等级有关之佐证。至于用“黄(壤)〔肠〕致藏”,则是东汉时期的“京师贵戚,郡县豪家”之所为,它从丧葬角度折射出当时的豪强地主及其庄园经济势力是何等之大。

四、余论

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建造题凑墓所涉及的木料有梓、楩、柏、枞(松)以及楠、樟(豫章)、枫等,那么,其选材标准是什么?为何天子之棺要选用梓木而题凑则选用柏木呢?

笔者以为,树种高大、木质优良、产地较广是题凑墓选材的基本条件,这是由此类墓葬的等级规格所决定的。

梓:《说文·木部》:“梓,楸也。”《本草纲目·木部》:“梓木处处有之,有三种,木理白者为梓;赤者为楸;梓之美文者为椅。”《埤雅·释木》:“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落叶乔木。分布于我国东北南部至长江流域,[14]木质轻软耐朽。

楩:《玉篇·木部》:“楩,楩木,似豫章。”《汉书·司马相如传上》:“(云梦)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师古注曰:“(楩),即今黃楩木也。”《辞海》“”条:“南方大木名。”[15]高大乔木。

柏:《说文·木部》:“柏,鞠也。”常绿乔木。广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16]木材呈淡黄褐色,性耐寒,质地坚硬,纹理至密,有芳香。《本草纲目·木部》将其归入香木类。

枞(松):《说文·木部》:“枞,松叶柏身。” 广东、湖南一带读“松”如“枞”,故枞树即指松树。常绿乔木。性耐寒,木质耐朽。《本草纲目·木部》将其归入香木类。

楠:《墨子·公输》:“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本草纲目·木部》:“(楠),南方之木,故字从南。”常绿乔木。产于我国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等地。[17]质地坚硬,纹理细密,富于香味。《本草纲目》将其归入香木类。

樟(豫章):《广韵·阳韵》:“樟,豫樟,木名。”《正字通·木部》:“豫、章二木名,一类二种也。或称香樟。”常绿乔木。广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地区。“植物全体均有樟脑香气。”[18]《本草纲目·木部》将其归入香木类。

枫:《尔雅·释木》:“枫,欇欇。”郭璞注:“树似白杨,叶员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枫香是。”落叶大乔木。分布于我国自淮河流域至四川西部以南各地区。[19]木质轻软细致。

可见,上述树种均为高大乔木,确为建造题凑墓的优质木材。故《新语·资质篇》有论曰:“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太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浮于山水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因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剋画而文章成。上为帝王之御物,下则赐公卿,庶贱不得以备器械。”

    至于所选木材在题凑墓中是用来制作亲身之棺抑或题凑,则与木质特性及其蕴含之意有关。

如前所述,在中国古代,墓葬往往是死者阳世生活的阴间再现。西汉“黄肠题凑”葬制为天子之制,棺椁多重有如宫闱之深,题凑叠垒恰似宫墙之固。梓为木王,与天子至高无上的身份最相匹配。木质轻软耐朽,用作“梓宫”确是舒适耐用。又《格物粗谈·树木》:“林有梓,则诸木皆内拱。” 用作“梓宫”,则天子之威虽死犹生。

桑和梓是我国古代家宅旁边常裁的树木,见之则易勾起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之情,遂为故乡之代称。《诗·小雅·小弁》:“惟桑与梓,必恭敬止。”东汉张衡《南都赋》:“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覩旧里焉。”天子生前以天下为家,罕能身返故乡,死后葬于帝陵,难以魂归故土。用梓木作亲身之棺则正好表达魂念故土,叶落归根之意。

题凑,《后汉书·礼仪志下》“大丧”条注引《汉书音义》曰:“,头也。,以头向內,所以为固也。”《史记·龟策列传》:“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柏木虽不及“木王”名贵,却也是“百木长”,且质地坚硬,经久耐用,俗语至今仍有“千年松,万年柏”之说,用作题凑确为物尽其用。

《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见松、柏生命力之强。国祚若此,则逝者心慰矣。又《汉书·东方朔传》:“柏者,鬼之廷也。”师古注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因此,以柏木为题凑、以松木为外椁,正可让死者营造阴间之廷,再享阳世威福。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黎石生)

注释:

[1]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此文执笔者为单先进、熊传新。

[2]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刊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页238-249,文物出版社1981年。

[3]参见鲁琪:《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文物》1977年第6期。

[4]参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刊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页332-337,文物出版社1980年。

[5]参见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刊于《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页238-249,文物出版社1981年。

[6]参见黄展岳:①《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620日。②《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文中“棺房”系“楩椁”之改称。

[7]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

[8]参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9]参见①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②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③宋少华、李鄂权:《三次被盗掘的王后墓》,刊于《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页484-489,文物出版社2002年。

[10]参见①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②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11]李鄂权:《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

[12]宋少华、李鄂权:《三次被盗掘的王后墓》,刊于《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页484-489,文物出版社2002年。

[13]《汉书·贾谊传》、《汉书·景十三王传》。

[14]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梓”条,页1308,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15]《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页1318,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16]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柏”条,页128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17]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楠”条,页1317,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18]《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樟”条,页1324,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19]参见《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枫”条,页1278,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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