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及其史料价值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一、走马楼吴简的发掘

19967月至12月,文物工作者在长沙城五一广场附近的走马楼街西南侧发掘了古井窖50余口,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册。其中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在位于走马楼街50号房基之下,编号为第22号古井中,出土了三国吴简10余万枚。

发现三国吴简的第22号井,为不规则的圆形袋状竖井,进口距地表深约800厘米,直径310~150厘米,简牍层厚约20~50厘米,简牍以竹笥盛装,上以黄泥覆盖,简牍层上距井口约150厘米,下距井底约360厘米,简牍层下出有大量的青瓷器。井底有一方形木构井圈,以吸存地下水,据分析,该井窖是一座建于东汉晚期、废弃于三国时期的仓窖储藏井。

这批简牍之所以能完整地保存1700余年,主要是因为简牍用竹笥装置,上以粘性黄泥密封,深藏井下,地下水位高,简牍与空气隔绝,细菌不能繁衍。据国内考古专家推断,如此数量众多的简牍出现在一座仓储井中,可能是由于战乱或其他政治变故而临时掩埋,也有可能是将作废的简牍埋于井中封存。

二、走马楼吴简的内容

走马楼三国吴简,经清洗整理后确定总数在14万枚左右。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个地点一次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走马楼吴简完全有资格与甲骨文、西北屯戍简牍、敦煌藏经洞文书,清宫内阁档案相提并论,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走马楼吴简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符券类、簿籍类、书檄类和信札及其他杂类等,涉及纪年、职官人物,军事地理,赋税、人口和司法等方面。

纪年简:走马楼吴简所见年号有建安、黄武、黄龙、嘉禾等,最早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20年),最晚为吴孙权嘉禾六年(公元237年),表明这批简牍是孙权时期赤乌(公元238-250年)前档案文书。

职官人物简:走马楼吴简中的职官人物简记录既有太常、大将军、长沙太守及步骘、吕岱等高官的事迹,也有仓吏、库吏及平民百姓等下层吏民的活动,从不同层面印证了文献和丰富了史料。

人物简:走马楼吴简所记人物众多,身份各种各样,以身份平常、不见于史的一般吏民为主,但亦有诸如步骘、吕贷等载于正史的著名人物,它极大地丰富了三国时期吴国不同层面的人物史料,特别是一般吏民的史料。

人物姓氏简:走马楼吴简中有上千余枚人物简,均为单名,取名特征明显,如以身份、生肖、兵器、量制或复姓为名,反映了三国时期的风俗民情。

军事地理简:三国时期,长沙地属蜀吴边境,战事频繁,走马楼吴简的军事简主要记载了吴国平定当时武陵蛮的情况。另外,走马楼吴简记录的丘、里地理基层地名多达150余处,为研究三国时期的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走马楼吴简中有不少关于军事职官、军粮督运、军队调动等方面的内容,充分证明当时的边郡长沙是孙吴的军事要镇。

郡县简:走马楼吴简所见荆州属郡有长沙、武陵、零陵等,长沙郡属县有临湘、攸、下隽、醴陵、刘阳、吴昌、罗、建宁、连道、益阳、安成、新阳等,可与吴增仅、杨守敬《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所记互相印证。

赋税简:是走马楼吴简最为重要的内容。当时赋税主要征收钱、布、米、豆、皮,其中米类有很多名目,有税种之分、有品质之分、有产地之分等。一般说来,米、豆入仓,钱、布、皮则入库。这批赋税简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孙吴吏民缴纳赋税的详细资料。

“田家莂”简:是嘉禾四年和五年长沙郡临湘候国(县)田户曹史制作的一种莂券。它记录了居住在当地的小吏与百姓佃租官司田地的块数、亩数、当年受旱与正常收获的田亩数,按规定缴纳米、布、钱的数目及缴付给仓、库的官吏的姓名与时间等。

三、走马楼吴简的史料价值

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关于仓库和关邸阁的记载,征缴赋税时,米、豆入仓,钱、布入库,这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仓库分工和管理提供了详细的史料,而“关邸阁”一词则尚未见诸史籍和文献,其性质和功能有待研究。

走马楼吴简中所记载的各类钱米名目达数十种,钱主要有税(户赀)钱、口算钱、地僦钱等,米依税种分有租米、税米和限米,此外,还有品质之分,产地之分等。账本在简牍中称“簿”。走马楼吴简中常见的账簿有收入账、支出账、核校账及综合统计或会计报告四种。

户籍简是走马楼吴简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不仅涉及文献史料所记载的民籍、吏籍和兵籍,而且含有大量关于师佐、复民、户等、家庭户籍以及户籍检核制度等史载不详或文献佚缺的资料,我们对孙吴户籍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如家庭户籍,走马楼吴简所见,一个家庭人口110人不等,46人的中等规模家庭居多,但7人以上的家庭不少见。走马楼吴简中有很多关于兵卒的内容,涉及州卒、郡卒、县卒、佃卒、邮卒、传卒诸多种类,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孙吴兵户提供了详细资料。

总之,尽管目前三国吴简的整理工作只完成很少一部分,但它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为我们打开了一座极其丰富的历史宝库,它可以探讨三国孙吴的乡里制度、户籍制度、赋税制度、仓库管理、行政方式、司法制度、文书传递、家庭规模等,而这些都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它更多地记录了当时基层政权的日常活动,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这与正史主要记录帝王将相的事迹形成鲜明的对照,是研究孙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以前我们研究三国主要的依据是晋时陈寿《三国志》以及后人的注释,但《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十分简括,难有见微知著之妙。“三国吴简”的文字要比《三国志·吴书》长得多,也要详细得多,牢靠得多,因为这是三国吴时的原始记录,最具权威性。

(长沙简牍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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