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望城风篷岭一号墓墓主及时代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4-26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到目前为止国内已发掘两汉时期的诸侯王或王后墓约四十余座[1],其中长沙地区发掘四座,分别是象鼻嘴M1[2]、陡壁山M1[3]、古坟垸M1[4]、风篷岭M1[5],其中象鼻嘴M1墓主为某代吴姓长沙王,陡壁山M1、古坟垸M1墓主分别为某代吴姓长沙王王后“曹 ”、“渔阳”,风篷岭M1出土漆书“长沙王后家杯”的漆耳杯,墓主亦应为某代长沙王王后。本文试就风篷岭M1的年代及墓主谈一点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墓葬年代

风篷岭M1的墓葬形制、椁室结构、出土器物等均具有西汉晚期墓葬的特点:

已发掘的3座西汉前期长沙国王或王后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位于墓坑西端,墓道下端高出墓坑底部约60,墓道下端口两侧有2个木骨泥胎的“偶人”。而风篷岭M1墓葬平面呈“中”字形,墓道在墓坑北端,墓道下端稍高于墓坑底部,墓道下端口两侧无“偶人”。

湖南地区西汉前期的大中型墓葬一般在椁室四周填充白膏泥和木炭屑以防渗,墓葬时代越晚白膏泥和木炭屑越薄,以至不用白膏泥和木炭屑。如陡壁山M1白膏泥厚30-70、木炭屑厚10-1001961年发掘的砂子圹M1白膏泥厚10-15、木炭屑厚15-30[6]。风篷岭M1则未用白膏泥和木炭屑填充。

湖南地区西汉前期的大型墓葬椁室墙板均为木枋横置拼接,如象鼻嘴M1、陡壁山M1、古坟垸M1、湖南沅陵县沅陵侯吴阳墓(薨于文帝后元二年,即前162年)[7]。西汉晚期则出现了椁室墙板竖置拼接的现象,如长沙市“刘骄”墓(墓主为某代刘姓长沙王亲族)[8]、永州市鹞子岭M1(墓主为泉陵侯“刘庆”或泉陵侯家族,卒于鸿嘉二年即前19年后)[9]。风篷岭M1椁墙板亦竖置拼接。

西汉前期的诸侯王或王后墓中极少随葬金、银、铜、铁等金属类器物,即使随葬,数量亦少。如江苏徐州北洞山M1(某代楚王)[10]、徐州狮子山汉墓(某代楚王)[11]、徐州驮篮山M1(某代楚王)[12]、徐州驮篮山M2(某代楚王后)[13]、河北石家庄小沿村汉墓(赵景王张耳)[14]。长沙地区的西汉前期诸侯王或王后墓亦如此。象鼻嘴M1未出土金属类器物,陡壁山M1仅出土3件铜镜、1件铁剑、11件铁环首刀、1件错金矛骹,古坟垸M1仅出土33颗金扣饰。自武帝以后诸侯王或王后又兴起厚葬之风,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金、银、铜、铁等金属类器物。风篷岭M1随葬了数量较多的金器、铜器、铁器,铜器如鼎、锺、壶、盉、甑、勺、盘、镜、削、带钩等数件。

风篷岭M1出土铜器呈现西汉晚期特征。铜鼎敛口、弧腹、圜底、三半环形盖钮、环形附耳、粗壮矮蹄足、腹中部饰一周凸棱,与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有“剌庙”铭文铜鼎接近[15],亦与1963年发掘的长沙汤家岭M111[16]、西安市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第121315号铜鼎[17]几近一致。铜锺、铜壶直口微敞、束颈、鼓腹、圈足稍高、对称二铺首、饰瓦楞纹,与安徽六安双墩M1[18]出土铜壶、安徽天长三角圩M1202M1214-1[19]、汤家岭M14M118器形近似。铜灯盘直口、盘口中央一烛签、竹节形柄、喇叭口座,B型、B型铜灯与1972年发掘的江苏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20]出土铜灯、三角圩M1203铜灯接近,B型铜灯与江苏徐州石桥M215M216M282[21]铜灯器形相同。铜镜系“清白”镜。“清白”铜镜流行于西汉晚期。小龟山崖洞墓为西汉武、昭、宣帝时期墓葬。双墩M1墓主为西汉时期六安国王刘庆,薨于昭帝始元三年(前84年)。汤家岭M1墓主为“张端君”,是西汉宣、元帝时期与长沙王有关的人物。石桥M2墓主是西汉宣、元、成帝间某代楚王之妻。三角圩M1墓主恒平是广陵国的谒者属官,广陵王封于元狩六年(前117年)、废于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恒平卒年应大致在广陵王封废期间。高窑村出土的第121315号铜鼎纪年铭文分别为“甘露三年(前51年)”、“鸿嘉二年(前19年)六月”,均属西汉晚期。

风篷岭M1出土漆器器类有盒、豆、碗、盘、耳杯、案等。以夹纻胎为主,少量木胎,多数胎体较薄。器类上已不见鼎、圆盒、圆壶、钫壶等较大型的容器。纹饰线条较细,以变形动物、云气纹为主,盒、案上采用金箔、银箔贴花,个别器物饰金扣、银扣、铜扣。其中漆案案面长方形、四角嵌铜质鎏金案栏、铜质鎏金瘦马腿形案足,与石桥M218M228M230漆案一致。漆耳杯、盘上的“长沙王后家杯”、“张姃(?)槃”、“中永巷?”、“?永巷果槃”、“宜酒食”、“厨”等隶体文字显得活泼流畅,不似西汉前期工整呆滞。

风篷岭M1出土玉器有璧2件、圭1件、残盒1件、金镂玉衣残片数十片。璧、圭为青玉,2件玉璧外圈均阴刻4组变形龙凤纹,与江苏高邮神居山M2(广陵厉王刘胥之妻,薨于宣帝五凤四年即前54年前后)[22]、三角圩M112M113出土玉璧纹饰一致。玉衣凹刻各种几何纹,内贴金箔或云母薄片,与河北定县M40(墓主为中山怀王刘修,薨于宣帝五凤三年,即前55年)[23]玉衣装饰风格近似。

风篷岭M1出土的数十枚铜钱具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能供我们较准确地判断墓葬年代。铜钱均为“五铢”钱。与《洛阳烧沟汉墓》[24]出土铜钱比对,从钱文的变化可把该墓出土铜钱分为二型,A型铜钱“五”字中间两竖斜直交叉,“铢”字之“朱”旁上部两竖方折;B型铜钱“五”字中间两竖稍弧,绝大多数铜钱“铢”字之“朱”旁上部两竖方折,少量圆折。根据蒋若是先生《西汉五铢钱类型集证——兼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出土五铢类型》[25]一文对《洛阳烧沟汉墓》出土“五铢”钱断代的校正,该墓出土的“五铢”铜钱铸造时期上限为宣帝后期,使用期为宣帝后期及以后。

综合风篷岭M1的墓葬形制、椁室结构、出土器物尤其是“五铢”铜钱等方面的特点,根据长沙王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且该墓又未出土王莽时期新币的现象。据史籍记载王莽于居摄二年始铸新币。《汉书•王莽传》“(居摄二年,即公元7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26]。因此该墓葬年代断为宣帝后期至公元7年之间。

根据《史记》的记载,西汉时期王国或侯国有各自的纪年,与西汉皇帝的纪年区别是王国或侯国纪年只有年数,未见年号。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长沙(王)”条下“(高祖五年,即前202年)二月乙未初,王文王吴芮,元年薨。成王(吴)臣元年。”、“哀王(吴)回元年(前193年)”、“靖王(吴)著元年(前177年)。”[27],如《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义陵”(侯)条下“以长沙柱国侯,千五百户。(高祖)九年(前198年)九月丙子,侯吴程元年。(惠帝)四年(前191年)侯(吴)种元年。(高后)七年(前181年),侯(吴)种薨,无后,国除。皆失谥。”[28]国内已发掘的约四十余座诸侯王或王后墓中出土明确为诸侯国纪年的器物有多件。如河北满城陵山M1(墓主为中山靖王,薨于武帝元鼎四年,即前113年)[29]出土铜器和漆器纪年“卅四年”、“卅六年”、“卅七年十月”、“卅九年九月己酉”等,北京大葆台M1(墓主为广阳顷王刘建,薨于元帝初元四年,即前45年)[30]残漆器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河北获鹿高庄常山王墓(墓主为常山宪王刘舜,薨于武帝元鼎三年,即前114年)[31]铜器铭刻“廿九年”等。风篷岭M1中出土的有纪年的器物共有4件,其中铜壶2件、铜勺1件、铜灯1件,纪年内容均为“长沙元年”。1951年长沙市枫树坪粮食仓库工地亦曾出土2件有“长沙元年”纪年铭文的铜鼎,现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其中1件铜鼎铭文为“剌庙铜鼎一容斗五升有盖并重十四斤四两长沙元年造第一”,另1件铜鼎铭文为“剌庙铜鼎容斗五升有盖并重十五斤六两长沙元年造第三”[32]。湖南省博物馆还收藏有1件“剌庙”铭文铜牛灯[33],其于1949年在长沙市桂花园出土,铜牛灯腹右侧镌刻铭文“剌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

关于“长沙元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某代长沙王之元年。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2件“剌庙”祭祀铜鼎铭文中“长沙元年”应该是指剌王刘建德之后某代长沙王元年。因为长沙剌王刘建德薨于前50年,谥为“剌王”,剌庙应是继位的长沙王为剌王建造的庙,剌庙内的祭祀铜器应是专为剌庙制作的。根据《汉书诸侯王表第二》“黄龙元年(前49年),炀王旦嗣,二年薨,亡后。初元四年(前45年),孝王(刘)宗以剌王子绍封,三年薨。永光二年(前42年),缪王(刘)鲁人嗣,四十八年薨。居摄二年(公元7年),(刘)舜嗣,二年,王莽篡位,贬为公,明年废。”[34]。《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十三年二月)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35]剌王之后的长沙王有炀王刘旦、孝王刘宗、缪王刘鲁人、刘舜、刘兴。

国内有“长沙元年”纪年铭文的出土器物目前仅有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在长沙市枫树坪粮食仓库出土的2件铜鼎、风篷岭M1出土的2件铜壶、1件铜勺及1件铜灯,而根据铭文铜鼎实属剌庙祭祀器,铸造于剌王刘建德薨年之后即公元前50年以后,风篷岭M1的年代根据本文分析为宣帝后期至公元7年之间,两次出土的有“长沙元年”纪年的铜器虽然供奉礼祭对象、使用地点不同,使用者之一为某代长沙王,另一位为某代长沙王王后,尽管因资料有限暂不能具体确定各为某代长沙王或某代长沙王王后,但使用者同处于宣帝后期至东汉建武十三年前之前这样同一时段内,更可能是同处于宣帝后期至公元7年之间约70年的时段内。因此枫树坪粮食仓库和风篷岭M1出土的有“长沙元年”纪年的铜器可能为剌王之后某代长沙王于其元年专为王室铸造的同一批铜器。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并结合上述分析,“长沙元年”可能是炀王刘旦(嗣于前49年,薨于前47年)、孝王刘宗(嗣于前45年,薨于前43年)、缪王刘鲁人(嗣于前42年,薨于公元6年)三王中某王的元年,即前48年或前44年或前41年。因为建造剌庙的在位长沙王最可能是继剌王位的炀王刘旦。因此“长沙元年”最可能是剌王之子炀王刘旦元年即前48年。

综合分析,风篷岭M1的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48年至公元7年之间。

 二、关于墓主

风篷岭M1出土了多件标明墓主身份的漆器,计有“中永巷?”、“?永巷果槃”残漆片2片、“长沙王后家杯”耳杯4件、“张姃(?)槃”盘2件。根据漆耳杯上隶书“长沙王后家杯”可直接判断墓主为某代长沙王王后,根据漆盘上隶书“张姃(?)槃”判断王后姓名为“张姃(?)”。根据本文对该墓年代的分析,墓主应是晚葬于“长沙元年”、薨于宣帝后期至公元7年间的某代长沙王王后,即剌王刘建德、炀王刘旦、孝王刘宗、缪王刘鲁人等四位长沙王中的某代长沙王王后“张姃(?)”。

风篷岭M1出土的“中永巷”的残漆片是判断该墓墓主为某代长沙王王后的又一例证:

根据史籍记载和出土的封泥、印章、简牍等推测“中永巷”应是与皇后或王后有关的署名。

“中永巷?”残漆片,“中”字前可确定已无文字,“巷”字后漆片恰恰断裂,推测其后应有如“果槃”类器物名称的文字。“?永巷果槃”残漆片“永”字前漆片残断,推测“永”字前应有“中”字。

史籍和以往出土文物中有“永巷”、“永巷署”、“东永巷”、“永巷令”、“永巷长”、“永巷丞”、“长信永巷”、“中宫永巷令”等记载和实物,而无“中永巷”之记录。要探究“中永巷”的性质,有必要了解“永巷”的性质、沿革、职官设置等。有关史籍反映出“永巷”指宫中妃嫔住地,或指幽禁妃嫔、宫人的场所,如“永巷(宫)”、“永巷(署)”。《史记•吕后本纪第九》“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索引》注曰“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之也,后改为掖庭。”[36]。《后汉书•皇后纪第十》“贾贵人,南阳人。……。及太后崩,乃策书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注“永巷”曰“永巷,宫中署名也,后改为掖庭。永巷宫人,即官婢也。”[37]。《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光和)四年(公元181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38]。《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于是范睢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义》注曰“永巷,宫中狱也。”[39]

秦代设有“永巷”,职官有永巷令及丞。1995年、1997年西安市北郊相家材出土了秦代“永巷”、“永巷丞印”封泥[40]。西汉前期仍沿设。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了“楚永巷印”印章[41]。张家山汉简第466简简文“未央宦者,宦者监仆射,未央永巷,永巷监;长信宦者,中监,长信永巷。”[42]。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永巷”一度改名为“掖庭”。《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少府,秦官,掌……。属官有……,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为考工,……,永巷为掖廷。”[43]。东汉分设掖庭、永巷,职官有掖庭令、永巷令,掖庭令掌后宫贵人采女事,永巷令典官婢,两官均由宦者任职。东汉尚有中宫永巷令,主皇后宫中宫人。《后汉书•志第二十六•百官三》“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44]。《后汉书••志第二十七•百官四》“中宫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45]。东汉在王国中则设有“永巷长”。《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王国”条“永巷长。本注曰:主宫中婢使。”[46]

除“永巷”外史籍中还有“东永巷”署名。《后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下》“(地皇元年,即公元20年)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妃妾在东永巷。……。昭宁堂池东南榆树大十围,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47]

汉代皇后宫官之前多冠以“中”或“中宫”字样,如“中太仆”、“中厩”、“中宫谒者令”、“中宫永巷令”等。结合上述史籍和出土的封泥、印章、简牍等推断“中永巷”应是署名,是管理皇后宫或王后宫的机构之一。可从两方面释“中永巷”:根据汉代皇后宫官之前多冠以“中”的惯例,“中永巷”可能为一管理皇后宫的署名,署名即“中永巷”;或根据《汉旧仪卷下》“皇后称中宫。”[48]之记载“中永巷”可能为“中宫永巷”的简称或简写,如此风篷岭M1中至少书有“中永巷”的器物来源于专为皇宫制作用器的机构。根据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楚永巷印”及《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王国”条“永巷长。本注曰:主宫中婢使。”[49]可了解到两汉时期王国中亦有“永巷”之设置,推测诸侯国中亦设置有类似于管理皇后宫的同类机构,即“中永巷”为管理诸侯国王后宫的机构之一,如此风篷岭M1中书有“中永巷”的器物可能为长沙国在本地制作的。

风篷岭M1中出土了2件“张姃(?)槃”漆盘。“”释为“姃”或“姬”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释为“姬”,“  槃”为器物名,“张姬槃”即某代张姓王后的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释为“姃”,墓主姓张名姃。笔者倾向于释为“姃”。石桥M2出土铜锺上(M262)阴刻隶书铭文“明光宫赵姬锺”、行灯上阴刻隶书(M227)铭文“赵姬家”、鎏金铜盘上阴刻隶书铭文“赵姬沐槃”中“姬”书为“”。邗江M5(墓主为王奉世,葬于宣帝本始四年即前70年)出土“神灵名位牍”文“……。石里里主、宫[][]所□君、大王、吴王、□王、汜□神王、大后垂”[50]中隶书“姬”书为“”。石桥M2和邗江M5出土器物上“姬”的书写方法均与风篷岭M1漆盘上“”不一致。长沙东牌楼J7出土“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牍文“光和六年九月己酉朔十日戊午,……。前不处年中,升(?)取张同产兄宗女姃为妻,……。”[51]中隶书“姃”书为“”,其书写方法与风篷岭M1漆盘上隶书“”接近。

 

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虽未出土有确切纪年或确属于了某代长沙王王后的器物,从而对墓葬年代和墓主的判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通过对墓葬形制、椁室结构、出土器物的全面分析,结合史籍记载和国内已发掘诸侯王或王后墓中出土器物包括封泥、印章、简牍等能大致确定该墓墓主为薨于宣帝后期或公元前48年至公元7年间的西汉长沙国剌王刘建德或炀王刘旦或孝王刘宗或缪王刘鲁人之王后,极有可能为前48年至公元7年间嗣长沙王位的炀王刘旦或孝王刘宗或缪王刘鲁人之王后,该王后姓名为“张姃 ”。随着室内清理和发掘工作、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深入,风篷岭一号汉墓的墓主等问题终将弄清。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何旭红)

本文引文及资料出处:

[1][10][11][12][13][31]黄展岳:《汉代诸侯王墓论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1期。

[2]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3]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西汉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

[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

   宋少华、李鄂权:《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资料。

[5]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望城风篷岭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见本期。

[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砂子圹西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第2期。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

   黎石生:《长沙国王侯墓地及其相关问题》,载于《考古耕耘录——湖南省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岳麓书社1999年第一版。

[9]贺刚:《湖南永州鹞子岭一号汉墓的墓主及其相关问题》,载于《湖南省博物馆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吴顺东:《湖南汉晋考古发现与史实辨疑》,载于《考古耕耘录——湖南省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岳麓书社1999年第一版。

[14]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15][32]周世荣:《湖南战国秦汉魏晋铜器铭文补记》,载于《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4期。

[16]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17]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三桥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考古》1963年第2期。

[18]汪景辉、杨立新:《安徽六安双墩一号墓》,载于《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4月第一版。

[1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天长县三角圩战国西汉墓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第9期。

[20]南京博物院:《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第4期。

[21][50]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22]《高邮天山一号汉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第32期。

[2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24]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一版。

[25]蒋若是:《西汉五铢钱类型集证——兼论上林三官铸钱遗址出土五铢类型》,载于《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4月第一版。

[26][34][43]《汉书》,中华书局19626月第一版。

[27][28][36][39]《史记》,中华书局19599月第一版。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30]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33]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文物志》,湖南出版社19959月第一版。

[35][37][38][44][45][46][47][49]《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5月第一版。

[40]周晓陆、路东之、庞睿:《秦代封泥的重大发现——梦斋藏秦封泥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

[41]曹锦炎:《古代玺印》,文物出版社20027月第一版。

[42]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1月第一版。

[48]《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9月第一版。

[51]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4月第一版。

相关信息

快速链接: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路92号 邮编:410002 电子邮箱:csswwj@163.com 电话:5425695
版权声明:长沙市文化遗产网 版本所有:长沙市文物局 湘ICP备09027684号
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版本浏览器,1024*764分辨率浏览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