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楚式铜鼎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内容提要:长沙市博物馆所藏楚式鼎其形制为楚鼎造型,纹饰(双线“S”纹、涡纹和綯索纹)却具有浓厚的南方越文化的特点。结合出土或传世的同类器物分析可知,这种鼎是南方越人仿制的楚式鼎,其时代为战国初期。这类鼎出土时没有发现鼎盖,可能是由于当时的鼎盖为木或竹等有机物制成,故没有保存下来。

关键词:楚式鼎 双线“S”纹 涡纹 綯索纹 族属 时代 鼎盖

一、长沙市博物馆藏鼎的族属和时代

长沙市博物馆藏的这件铜鼎1984年出土于长沙市,具体地点不详,1988年入藏长沙市博物馆。其形制为:长方形附耳,凸棱形子母口,深腹,圜底,三蹄足外撇(图一,1)。鼎的腹部、耳部及蹄足处均装饰有纹饰。腹部纹饰比较丰富:正中是一周涡纹(或称火纹)间以两纵排正反相对的双线“S”纹;涡纹带上、下两侧各有三周双线“S”纹,上面三周“S”纹的方向依次为反、正、反;下面三周则刚好相反,依次为正、反、正。“S”纹带上、下两侧为绹索纹带,上面的陶索纹由一粗两细三根索组成,仅一周,紧邻鼎口沿,上下皆有界栏;下面的绹索纹由两根粗索组成,有两周,紧邻鼎足,中间用界栏隔开(图一,23)。鼎耳纹饰内、外两侧稍有不同:内侧由绹索纹和双线“S”纹组成,绹索纹在外, “S”纹在内(图一,4);外侧由正反相对的“S”纹组成。足部纹饰为浮雕状的兽面纹(图一,5)。口径20.5、腹径21.5、通高24.2、足高10厘米。

这件鼎从其形制来看与淅川下寺M10M11等墓出土的鼎(图一,6)十分相似,是比较典型的春秋晚期楚式鼎的造型,但是其纹饰却与典型的楚式鼎有比较大的差别。一般楚鼎的纹饰主要是蟠曲或蟠绕的龙(或蛇)纹;而长沙市博物馆这件鼎的纹饰主要由双线“S”纹、涡纹和绹索纹组成。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涡纹最早出现在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器物上,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比较流行,西周中期以后中原地区涡纹已十分少见,但是在南方地区这种纹饰却一直延续下来,尤其是在东周时期的百越和吴越地区,这种纹饰更是成为鼎等类器物上的主体纹饰。“S”纹最早也是出现在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器物上,但以陶器为主,器类主要是簋、豆、罍、瓿等,且以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铜器上的“S”纹最早出现在吴越文化的器物[1]上,但比较少见。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在南方的吴越和百越地区“S”纹在铜器上极为盛行,且主要装饰在鼎、盉等类器物上。绹索纹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一般作为边缘装饰,使用地区比较广。由此看来,除绹索纹外,“S”纹和涡纹皆是东周时期百越和吴越地区流行的两种富有地方特点的纹饰。

除长沙市博物馆这件鼎外,这种双线“S”纹、涡纹和绹索纹组合在一起作为主体纹饰的器物,据笔者所知目前至少还有7件,它们分别是:浙江绍兴M306出土3件,包括1件小口鼎和2件形制与长沙市博物馆藏鼎相同的鼎(图二,1),上海博物馆(图二,4)和湘乡县博物馆各收藏有一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和《巴蜀青铜器》各著录一件。除绍兴M306出土的小口鼎和湘乡县博物馆藏鼎外,其他5件鼎不仅纹饰与长沙市博物馆这件鼎基本相同(皆由双线“S”纹、涡纹和绹索纹组成,且涡纹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且形制也几乎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这几件鼎纹饰的组合构图不完全一样。上述几件鼎中,《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著录的那件鼎和上海博物馆藏鼎出土地点不详;《巴蜀青铜器》著录的那件鼎是征集来的器物,也没有具体的出土地点,但该书将之放在“与周边区域性文化有关的器物”一节,可知其不是巴蜀文化的器物。其余几件有较明确出土地点(绍兴、湘乡、长沙)的鼎皆出自百越和吴越地区,这一点与东周时期“S”纹和涡纹的流行区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类装饰有双线“S”纹、涡纹和绹索纹的铜器其产地应是百越和吴越地区;长沙市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鼎应是本地的产品,它应是当地越人仿制的一件楚式鼎。

关于长沙市博物馆藏鼎的时代,从其形制来看,有春秋晚期晚段楚式鼎的特征。但仔细比较这件鼎和春秋晚期晚段的楚鼎,可以发现二者还是有比较细微的区别:楚鼎器身有一道明显的凸棱将腹部分为上、下两个区间,而且腹较深,圜底特征较明显;而长沙市这件鼎不仅腹部没有凸棱,而且腹部变浅,圜底变平。因此其时代应稍晚,可能为春秋战国之际或战国初。这一点也与时代比较明确的绍兴M306是一致的。

二、关于鼎盖问题的讨论

长沙市博物馆这件鼎口部为凸棱形子母口,因此其原来应该是有鼎盖的。无独有偶的是,在其他5件形制基本与之相同的鼎中,除上海博物馆藏鼎有铜质鼎盖外,其他4件鼎都没有发现鼎盖[7]。是这些鼎原来是鼎盖出土后丢失了还是出土时就没有发现鼎盖呢?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一是因为5件来源各不相同的鼎碰巧一起丢失鼎盖的几率较低,二是因为绍兴M306是经过科学发掘的,但该墓出土的2件鼎也同样没有鼎盖。那么为什么这些鼎出土时均没有发现鼎盖呢?这一点必须结合鼎盖的发展历史以及越式鼎鼎盖的发展历史才能够说清楚。

春秋中期是鼎盖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春秋中期以前的铜鼎一般都没有发现鼎盖,春秋中期以后则一般者有铜质的鼎盖了。鼎是先秦时期普遍使用的一种器物,因此当时的人们肯定应该很早就知道加盖的好处,而不是迟至春秋中期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春秋中期以前的铜鼎没有发现鼎盖并不能说明春秋中期以前的鼎不使用鼎盖,而更可能是这一时期前后,制作鼎盖的材质发生了变化。春秋中期以前的鼎盖可能更多的是用木、竹等有机物质制成,故难以保存下来。这一点可以在考古学上找到许多旁证。例如在东周时期较高等级的铜器墓中,一般都会有一或两或件大鼎(可能为文献记载中的“镬鼎”),这种鼎在出土时一般都没有发现鼎盖,但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却在这种鼎的口沿上发现有竹篾片纺织而成的盖[8]。又如楚文化系统的平底升鼎,出土时一般也是没有发现盖的,但是在河南淅川下寺M2[9]和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10]出土的升鼎上,却都有铜质的鼎盖,下寺M2和李三孤堆楚墓出土的升鼎盖,实际上就是一块圆形的铜板中间加一个桥形钮作为提手,另外在鼎盖的边缘和有两个对称的缺口作为卡口与鼎耳相套,形制十分简单,与现在农村里还普遍使用的木质锅盖十分类似,因此它很可能就是仿当时的木质或竹质的升鼎盖而制成。

越式鼎盖的发展历程与中原地区鼎盖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只不过在时间上要晚一步。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春秋时期无论是吴越还是百越地区出土的越式鼎基本上都没有发现鼎盖;战国时期受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越式鼎一般都有了铜质鼎盖。目前时代最早的带有铜质鼎盖的越式鼎是春秋晚期湘乡何家湾M1出土的三件铜鼎,其鼎盖是那种比较原始的平板鼎盖[11],而且仅此一例,可见直到春秋晚期,越人仍没有用铜制作鼎盖的习惯。

了解了越式鼎盖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5件越人仿制的楚式鼎皆没有发现鼎盖了。由于这一时期的南方越人中尚未流行以铜为鼎盖的风气,因此他们虽以春秋晚期晚段的楚式鼎(一般都有铜鼎盖)为蓝本仿制了这种鼎,但并未相应地仿制铜鼎盖,而是用木质或竹质鼎盖来代替。由于有机物质难以保存下来,因此,这几件鼎在出土时皆没有发现鼎盖。

 余论

在楚人入湘以前,湖南地区的居民以越人为主。关于楚人入湘的时间,目前学术界的意见并不统一[12]。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至迟到战国早期,楚人势力已到达了长沙地区;至于楚文化的影响,则更早一些。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尽管楚人到达此地的时间较早,但势力却并不大,其突出表现就是湖南境内战国早期以前的墓葬数量极少;而与此相反的是,在益阳[13]、桃江[14]等地还有校大规模的越人墓葬和墓地存在于;至于长沙、湘潭、衡阳等地区,更是屡次发现越人墓葬和青铜器。究其原因,可能与春秋时期楚国的国策有关。春秋时期楚人的目标主要是问鼎中原,与齐、晋等国争霸;春秋晚期,东南地区的吴国崛起,极大地牵制了楚国国量;楚昭王时吴师入郢,楚几乎亡国;战国早期,中原诸国尤其是三晋中的魏国通过变法,国力大增,对楚形成强大的威胁。因此,在这一段时间楚人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原和东南地区。至于湖南地区楚人势力及影响虽然早有进入,但他们一直无暇用心经营,形成了楚人和越人长期和平共处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到吴起南平百越后才有所改变。从考古发现来看,战国中期以后,湖南地区楚墓的数量剧增。典型的越人墓葬几乎绝迹(越文化的因素还有不同程度的保留),可见此时楚人已有效地控制了以湖南为中心的百越地区,将之纳入了统治范围。

(长沙市博物馆  胡德元)

注释

[1] 江西省清江县博物馆:《吴城商代遗址新发现的青铜兵器》,《文物》1980年第8期。

[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地区文化局、绍兴市文管会:《绍兴30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期。

[3] 陈佩芬著:《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下)》559号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月。

[4] 湘乡县博物馆藏品。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A98号器,科学出版社,1962年。

[6] 四川省博物馆编:《巴蜀青铜器》245号器,成都出版社、奥门紫云斋出版有限公司。

[7] 《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著录之鼎对于鼎盖有专门的说明:“有一盖是补制者,今不取”。

[8] 湖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18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10] 高于喜主编:《楚文人图典》,2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 湘乡县博物馆:《湘乡县五里桥、何家湾古墓葬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3集,岳麓书社,1986年。

[12] 参见张中一、彭青野:《论楚人入湘的年代》、《江汉考古》1984年和4期;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8月;吴辉:《论长沙楚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九次年会论文等。

[13] 19581985年在益阳陆贾山一带发现过春秋晚期的楚式青铜器(鼎、簠等)和两座出青铜礼器的墓葬。尽管这些铜器与同时期楚墓出土的铜器基本一样,但这两座墓(益执M2和益热M46)的墓葬形制(狭长形带壁龛)、随葬品组合等皆与同时期的楚墓有较大的差别,而且益热M46出土的羽翅纹铜尊缶形制也与楚式铜尊缶有较大的差别,而更接近于江苏六合程桥M1出土的尊缶(参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因此我认为这里的墓葬可能并不是楚墓,而是受楚文化影响的越人墓。

[14] 益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桃江腰子仑春秋墓》,《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腰子仑墓地是一处比较典型的越人墓地,其下限可至战国早期,可见此时楚文化的影响虽到达了此地,但越人势力仍然很大,还有保存其族群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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