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肠题凑”制与“题凑”制——对汉代“黄肠题凑”的新认识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20063月至10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望城县星城镇发掘了风篷岭一号墓,该墓二次被盗,椁室坍塌,但墓坑形制、棺椁结构和布局等仍相对清晰,出土了约180余件(套)文物。根据墓坑形制、棺椁结构、出土文物等方面的特点,初步判断是西汉晚期的大型竖穴岩坑墓,墓主为长沙国的某代刘姓长沙王的王后[1]。该墓“黄肠题凑(题凑)”、椁室结构、椁室布局、“金缕玉衣”等与本市以前发掘的属于西汉前期的吴姓长沙国王或王后墓如象鼻嘴一号墓、陡壁山“曹 ”墓、望城坡古坟垸“渔阳”墓等不同,促使我们重新检视汉代的“黄肠题凑”葬制。

目前已发掘的考古界认为是“黄肠题凑”葬制的墓葬有10余座,即石家庄赵景王张耳墓[2]、长沙国王及王后墓四座[3]、江苏省高邮县神居山广陵厉王刘胥夫妇墓[4]、北京大葆台广阳顷王刘建夫妇墓[5]、北京老山汉墓[6]、河北省定县八角廊中山怀王刘修墓[7]、安徽省六安县六安共王刘庆墓[8]等。

一、文献记载考查与实际使用状况

按有关文献记载和考古界通常的认识,“黄肠题凑”葬制的基本内容包括黄肠题凑(题凑)、梓棺(梓宫)、便房、枞木外藏椁。

(一)、题凑与黄肠题凑

“题凑”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汉以前成文的文献和出土文物铭刻中。如《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尺。”,郑玄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9]。《吕氏春秋•节葬篇》“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10]。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  墓出土《兆域图》铜版上也有“题凑”的铭刻[11]

按文献记载战国时期秦昭王与其丞相吕不韦已在其墓葬中使用“黄肠题凑”。《皇览》“汉明帝(58-75年)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得失。符节令宋元上书:‘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不坏。’”[12]。如按成书早晚则“黄肠题凑”最早出现于东汉前期的《汉旧仪二卷补遗》“武帝(前140-87年)坟高二十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13]《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14],在《汉书•霍光传》中对“黄肠题凑”作注时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霍光曾为汉大将军,汉武帝时封为博陆候,谥为宣成候,卒于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

已发掘的汉代诸侯王或王后墓中刘建墓、刘庆墓、刘胥墓、“渔阳”墓和风篷岭墓“题凑”木枋经检测,刘建墓“题凑”木枋材质为柏木,刘庆墓为栎木或檫木,刘胥墓、“渔阳”墓和风篷岭墓为楠木。象鼻嘴墓工人认定“题凑”木枋为柏木。

考古发掘出土的“题凑”木枋虽均为方形,木枋亦层层堆垒整齐,但木枋的尺寸、堆垒层数等却不尽一致。见表一:

表一:汉代部分诸侯王或王后墓“题凑”木枋统计表

 

墓主身份

长度

(cm)

截面

(cm×cm)

堆垒层数

总木枋数

墓葬时代

侧壁

长沙象鼻嘴M1

某代吴姓长沙王

150-170

25×30

4

6

4

908

西汉前期

长沙陡壁山M1

某代吴姓长沙王后“曹 

80-170

30×40

2

3

3

179

西汉前期

长沙望城坡M1

某代吴姓长沙王后“渔阳”

70-74

47×47

8

8

8

480

西汉前期

望城风篷岭M1

某代刘姓长沙王后

80-100

20×40

2

2

3

111

西汉后期

高邮神居山M1

广陵厉王刘胥

94

40×40

 

 

 

857

公元前54

北京大葆台M1

广阳顷王刘建

90

10×10

30

30

30

15880

公元前45

(二)、梓棺(梓宫)

“梓棺”亦最早出现于西汉以前成文的文献中。《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15]。据文献记载西汉武帝用梓棺。《汉旧仪二卷补遗》“武帝坟高二十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16]

“梓宫”一词出现于汉代文献中。《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以梓木为之,亲身之棺也,为天子之制,故亦称梓宫。”[17]。应邵注《风俗通义》“梓宫者,礼,天子敛以梓器。”[18]

目前汉代帝、后陵均未发掘,陵中是否使用梓棺不得而知。但诸候王、王后墓中棺的用材情况不一。刘建墓、刘庆墓、“渔阳”墓、风篷岭墓棺材均经检测,刘建墓第三、第五层棺为梓属楸木,第一、第二、第四层棺为楠木,刘庆墓棺用栎木或檫木,“渔阳”墓、风篷岭墓二层棺均为梓木。象鼻嘴墓三棺在发掘报告中认定为梓木。

从发掘出土的结果看,诸候王或王后墓可以用梓木棺,亦可用其他材质的木材制作棺,且用棺数量、棺的尺寸均不完全相同。广阳顷王刘建墓用五层棺,其中二层梓棺、三层楠木棺,象鼻嘴吴姓长沙王墓用三层梓棺,吴姓长沙王王后“渔阳”墓和风篷岭刘姓长沙王王后墓用二层梓棺。中山怀王刘修用五层棺,广陵王刘胥用二层棺。《汉旧仪二卷补遗》“东园秘器作梓棺,素木长丈三尺,崇广四尺。”[19],此应指内棺尺寸,以一汉尺约当现在23计,则梓棺应长约290、宽高各约92。已发掘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中棺的尺寸与其不符。见表二:

表二:汉代部分诸侯王或王后墓内外棺尺寸统计表(单位:cm

   

   

第二层棺

第三层棺

第四层棺

第五层棺

墓葬时代

石家庄北郊汉墓

205×64

245×135

 

 

 

公元前202

长沙象鼻嘴M1

215×65×65

235×75×70

275×85×95

 

 

西汉前期

长沙陡壁山M1

207×74

238×144

 

 

 

西汉前期

长沙风篷岭M1

278×50

320×108

 

 

 

西汉后期

北京大葆台M1

222×70×70

252×100×100

296×140×140

394×234×206

508×344×270

公元前45

文献记载皇帝(皇后)棺髹漆。《汉书霍光传》服虔注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20]。已发掘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中棺均髹漆,多数棺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少量棺内外均髹黑漆或外髹黑漆内髹棕漆;多数棺素面,少量棺画云气纹,如象鼻嘴墓第二层棺有朱色漆绘方连形纹、两档有重三角形纹组成的花纹。

(三)、便房

便房一词不见于西汉以前文献。

文献上有二种解释。其一为“藏中便坐”;其二为楩木制作的椁。《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服虔注曰“便房,藏中便坐也。”,如淳注曰“《汉仪注》天子陵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内梓宫,次楩椁,柏黄肠题凑。”,颜师古注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为楩木名,非也。”[21]

学术界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有四种认识:或认为是墓中的前室[22];或认为是内迴廊[23];或认为是内椁和棺房的总称[24];或认为是外椁箱[25]

(四)、枞木外藏椁

“外藏椁”一词在文献中出现始于《汉书》。《汉书•霍光传》,“光薨,……。赐……,枞木外藏椁十五具。” [26]。“外藏椁”是相对于“正藏椁”而言,“正藏椁”应为藏主(墓主)之椁,即内椁箱。“外藏椁”的内容和性质为“婢妾之藏”、“厨厩之属”等。墓葬中区分“外藏椁”与“正藏椁”始于史前。如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发现3座龙山文化时期大型墓葬,其中2座有二椁一棺[27]

刘建墓、刘庆墓、刘胥墓、“渔阳”墓、风篷岭墓的椁材均经检测,刘建墓椁材为油松,即“枞木”,刘庆墓为栎木或檫木,刘胥墓和“渔阳”墓椁材为楠木,风篷岭墓部分椁材为楠木、部分椁材为梓木,象鼻嘴墓的部分椁板在发掘报告中认为是楠木。

如以内外椁间构成的每间小椁室计为1具,已发掘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中外藏椁的数量、大小差别较大。迴廊状外藏椁中,刘庆墓、刘胥墓各有15具(间),象鼻嘴墓有12具(间),“渔阳”墓、“曹墓各有4具(间)。刘建墓虽有迴廊状外藏椁,但椁内并未区隔,无法分出外藏椁的具数。非迴廊状外藏椁中风篷岭墓有7具(间)。长沙地区发掘的长沙国王墓或王后墓中,风篷岭墓中的外藏椁呈宽大的长方形,其余三座则呈狭窄的长方形,外藏椁的大小和面积相差较大。

根据发掘实物,在西汉时期有“题凑”的墓室中“外藏椁”单具呈长方形,整体布局有二种形式:其一是环绕内椁四周呈迴廊状,其二是分列于前室和棺室外约呈“U”形,如风篷岭墓棺室凸出于墓室南端,前室在棺室之北居于墓室中央,7间外椁室呈“U”形围绕棺室和前室。

有“题凑”的墓葬中“外藏椁”的位置不一。其一、在题凑内、内椁外,整体呈“回”字形的迴廊,如刘庆墓、刘胥墓、象鼻嘴墓有一层迴廊状外藏椁;其二、在题凑内、内椁外有一层迴廊状外藏椁,在题凑外有二层迴廊状外藏椁,在墓道内又有长方形土坑竖穴式外藏椁,如刘建墓;其三、在题凑内、内椁外既有一层迴廊状外藏椁,墓坑外又有方形竖穴土坑式外藏椁,如“渔阳”墓在墓坑之外有三个呈“品”字的竖穴土坑。

二、对文献记载中题凑、黄肠题凑、梓棺、便房、外藏椁与其实际使用状况的分析

西汉以前,文献记载中有“题凑”之名称,而不见“题凑”之实物,且根据文献记载“题凑”用材有柏、楩、枫、豫(即枕)、章(即樟)等。如《礼记檀弓上》“柏椁以端长六尺。”,郑玄注“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28]。《史记滑稽列传》“臣(即优孟,春秋时楚人)请以彫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29]。如以汉汉制衡量,汉以前之柏木“题凑”即汉代“黄肠题凑”。

汉代文献记载中有“题凑”和“黄肠题凑”之名。如《汉书董贤传》“(哀帝)又令将作为贤起冢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30]。《汉旧仪二卷补遗》、《汉书霍光传》有“黄肠题凑”的记载。《汉旧仪二卷补遗》为东汉光武帝(25-57年)时仪郎卫宏撰,《汉书》为东汉章帝(76-88年)时兰台令史班固撰,卫宏、班固是以东汉初人记西汉时事,因时隔不远其记载应可信。已发掘的汉代诸候王或王后的墓葬中,既有“题凑”又有“黄肠题凑”。“渔阳”墓“题凑”木枋为楠木且木枋自铭“题凑”[31]。刘建虽为诸侯王,但其墓葬中确葬柏木“题凑”即“黄肠题凑”。

《汉旧仪二卷补遗》在“黄肠题凑”四字前增加了“柏”字对“黄肠题凑”限制,按“黄肠题凑”本意即为柏木“题凑”,在“黄肠题凑”前不需增加“柏”字重复,从逻辑上推理可能有二种意义:其一,“黄肠题凑”木枋不局限于柏木,所以增加“柏”字限定;其二,词义重复,“黄肠题凑”专指柏木“题凑”。

综合分析,“黄肠题凑”应专指柏木“题凑”。主要理由是:

一、最晚在战国时期已用柏木作“题凑”木枋,汉代可以继续沿习。

二、柏木其心材呈黄褐色,故曰“黄肠”。《后汉书•梁商传》“及(梁商)薨,…,赐以朱寿(之)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对“黄肠”作注时引《汉书•音义》“以柏木黄心为椁,曰黄肠也。”[32]

三、《汉书》、《后汉书》、《汉旧仪二卷补遗》在记载汉武帝葬时或皇帝御赐已亡臣子葬具时均记载了以柏木而不提以其他木材作“题凑”,与皇帝有关时提“题凑”一定与“柏”或“黄肠”相连,意味着柏木“题凑”当时认为是最好的“题凑”,故须单独提出以示区别。

据此,目前已发掘的“题凑”木材经检测的5座西汉时期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仅有刘建墓之“题凑”可称“黄肠题凑”,其他均只能称“题凑”。但刘建墓的“黄肠题凑”木枋的规格尺寸也不符合郑玄对《礼记檀弓上》注释的尺寸。

文献和考古发掘实物说明了梓棺出现于先秦,且至晚在战国时梓棺已为“天子”葬制之一。如《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棺四重。…,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33]。汉代用梓棺是沿习旧制,皇帝(皇后)或诸侯王(王后)均可用梓棺。但从实物和礼制来看,用棺数量、规格尺寸、漆画与否不一。

便房如同“黄肠题凑”一词并未在汉以前文献中出现,见于《汉书霍光传》、《汉书陈汤传》[34]《后汉书•礼仪下》[35]。要弄清“便房”葬制,须明确“便”义。查《汉语大字典》,“便”可通“偏”或“辨”,却不能通“楩”[36]。因此“便房”应不能解释为“楩”椁。“便”应解释为“非正式”,“便房”应解释为椁内之“非正房”。如《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宋代)司马贞索隐“盖谓为之不处正室,别坐他处,故曰便坐。便坐,非坐正处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义亦然也。”[37]

墓葬中前室象征生前所居的正殿,是死者在阴间接待宾客举行宴饮等重要活动的场所,也是生者祭奠死者的场所,所以“便房”释为前室不确。

根据《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便房,小曲室也。”[38],“便房”应符合既“小”又“曲”的要求,对照已发掘的诸候王或王后墓的椁室结构和布局,“便房”有二种可能:其一是棺房前、前室后的方形小室;其二是有内迴廊的内椁箱中除棺外的其余部分。如果确实,那么目前已发掘的10余座有“题凑”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中象鼻嘴墓、刘建墓、刘胥墓等诸候王墓具有,其余诸候王或王后墓中未设便房。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中可以了解到有一定身分的人均可使用外藏椁。文献记载至迟在战国时期便对不同身分的人用椁的椁材作出了规定。如《礼记丧大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39]。《汉书霍光传》则明确记载汉宣帝赐予霍光枞木外藏椁。从中可见墓葬中使用枞木(即松木)为椁材自先秦开始,汉代继续沿习,并且对使用枞木椁者的身分有严格规定。至汉代文献记载中才有“外藏椁”名词出现,说明最晚从西汉后期开始严格区分“正藏椁”与“外藏椁”,以区别个人身分,并且规定具数须15具以增加区别之项。据《汉语大字典》释“枞”为“故枞树即松树”[40],在5座已检测材质的诸候王或王后墓中有刘建墓外藏椁使用枞木,其余4座使用楠木等;在已发掘的“题凑”墓中只有刘胥墓、刘庆墓有15具外藏椁,刘建墓因外椁无区隔具数不清外其余均少于15具。从刘建墓、刘庆墓、刘胥墓、象鼻嘴墓、“渔阳”墓、风篷岭墓使用的椁材分析诸候王或王后墓外藏椁椁材不局限于枞木,也可使用楠木或其他材质的椁,并且外藏椁的位置、具数、大小各不相同。

三、区分“黄肠题凑”葬制与“题凑”葬制

“黄肠题凑”葬制中“梓棺”、“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实际形成于汉以前,“梓宫”、“黄肠题凑”、“枞木外藏椁”系汉代在先秦旧制中选取并为区别墓主身分而创立的葬制新名词,但汉代也确实新创设了“便房”之制。因此汉代是在先秦时期葬制的基础上加以组合从而形成了“黄肠题凑”葬制。该特点符合叔孙通“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法杂就之。”[41]的礼仪制订基准。

汉代在先秦葬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黄肠题凑”葬制,由皇帝或皇后等享用。《汉旧仪二卷补遗》记载“武帝坟高二十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42]。虽然该记载缺失便房与枞木外藏椁,可能是撰者之失或简略,但说明了汉武帝已享用“黄肠题凑”葬制。《汉书霍光传》记载“光薨,……。赐……。梓宫……。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43],又根据蔡邕《独断》“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或谓之车驾。”[44]的记载,亦可倒推“黄肠题凑”葬制为皇帝葬制。该葬制经皇帝御赐,臣子亦可使用,如霍光、董贤。《汉书•霍光传》中所记载的霍光使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可能是“黄肠题凑”葬制的基本类型,因为霍光毕竟为一侯而已,皇帝或皇后使用的“黄肠题凑”葬制可能更复杂和丰富。

汉代的部分诸侯王或王后可能在使用另外一种葬制(洞室墓或石室墓形式之诸侯王或王后除外),按照命名“黄肠题凑”葬制的方式可暂且称其为“题凑”葬制,该葬制仅次于“黄肠题凑”葬制,它同样是组合先秦葬制而成,内容仍包括棺、便房、题凑、外藏椁等,相对于“黄肠题凑”葬制而言规定可能较宽泛,如棺的用材、用棺数量、棺的尺寸与漆画与否,便房的有无,题凑的用材、尺寸、堆垒层数、位置,外藏椁的用材、位置、具数、大小等不太严格,其基本条件是须有题凑、棺、外藏椁。结合前述,主要理由如下:

一、《汉书诸候王表》“宫室百官,同制京师。”[45]的记载不能直接推断诸候王或王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其实该记载的本意是指西汉初期诸候国之“宫室”制度与设官制度与汉王朝中央基本相同,非指丧葬制度,西汉一朝即使是诸候国官制也非一成不变,随着加强中央集权等形势的需要而有所裁减。

二、考古发掘的绝大多数诸侯王或王后墓中其“题凑”用材非柏木,非柏木“题凑”肯定不能称之为“黄肠题凑”,从而不能认为使用了“黄肠题凑”葬制,以其他理由解释“黄肠题凑”葬制不使用柏木“题凑”过于勉强。

三、已发掘的诸侯王或王后墓中棺、便房、题凑、外藏椁等不同之处太多,如果仍认为其使用的葬制为“黄肠题凑”葬制,那么西汉时期的部分皇帝或皇后的葬制十分宽松,这至少与汉武帝时期“黑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不符,因为儒家是十分讲究“礼”的,当然也讲究“凶礼”。

四、汉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题凑”的记载或铭刻。如《汉书董贤传》“刚柏题凑”[46]在“题凑”之前加“柏”字说明在西汉时期确有“题凑”一说。“渔阳”墓“题凑”木枋上有“鱼阳题凑大广大口口口”的刀刻铭文[47],该木枋自铭“鱼(即渔)阳”之“题凑”而非“黄肠题凑”。反映出非柏木“题凑”确未称“黄肠题凑”。

先秦时期就有使用柏、楩、枫、豫、章等材质为“题凑”的葬俗,汉代在柏木“题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黄肠题凑”葬制,完全有可能在柏木之外以楠木等木材为“题凑”的基础上形成“题凑”葬制。

因此,汉代有“黄肠题凑”葬制,可能也实行“题凑”葬制;已发掘的部分汉代诸侯王或王后墓是使用“题凑”葬制,而不是“黄肠题凑”葬制。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旭红)

引文及资料来源:

[1][8]200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74月第1版。

[2]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省石家庄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3]长沙市文化局文物组:《长沙咸家湖曹 墓》,《文物》1979年第3期。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象鼻嘴一号西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

 宋少华、李鄂权:《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资料。

[4]南京博物院等:《高邮天山一号墓发掘侧记》,《文博通讯》第32期。

[5]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6]见有关媒体资料。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

[9][15][28][33][39](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9月第1版。

[10]《诸子集成吕氏春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版。

[11]《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12][18]引自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

[13][16][19][42]《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9月第1版。

[14][17][20][21][26][30][34][38][41][43][45]

[46]《汉书》,中华书局19626月第1版。

[22]鲁其:《试谈大葆台西汉墓的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文物》1977年第6期。

[23]田立振:《试论汉代的回廊葬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1期。

[24]单先进:《西汉“黄肠题凑”葬制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4月第1版;

刘德增:《也谈汉代“黄肠题凑”葬制》,《考古》1987年第4期;

黄展岳:《释“便房”》,《中国文物报》1993620日。

[25]俞伟超:《汉代诸候王与列候墓葬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7]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文物》2006年第6期。

[29][37]《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31][47]李鄂权:《长沙国墓葬出土钤刻文字地望考证及相关问题研究》,《船山学刊》2002年第1期。

[32][35]《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5月第1版。

[36]《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11月第1版。

[40]《汉语大字典》释“枞”

[44]《汉语大字典》释“乘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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