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长沙窑与佛教关系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瓦渣坪一带,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铜官窑”、“瓦渣坪窑”。长沙窑是在湘阴窑基础上烧造的,兴起年代有多种说法,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副馆长经过研究认为“长沙窑兴起于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叶较为适当,这一时间与长沙窑瓷上的绝对纪年以及纪年墓中出土的长沙窑瓷是吻合的。”(李建毛:《长沙窑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笔者觉得李馆长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长沙窑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发展成以釉下彩、模印贴花以及诗词书写为其主要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独特特点使得长沙窑成为国内普遍使用的瓷器,并且伴随着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成为远销国外的热销瓷之一,与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成为中国出土到海外的三大件。长沙窑装饰技法和彩绘纹样多种多样,这些不仅仅是靠与国内其它窑址的交流所得,更是广泛吸收国外各种风俗文化的结果,这其中佛教文化便是其吸收交流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可以从长沙窑瓷器上的纹饰、贴花以及诗句得到验证。唐代佛教在本地蓬勃发展,麓山寺、密印寺等佛教寺院迅速发展,并且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使得佛教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为长沙窑提供了装饰素材。相应的,长沙窑不断的拓展其销路,为佛教文化在各地的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拟从长沙窑瓷上的佛教文化因素以及本地佛教的发展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长沙窑瓷上的佛教文化因素

长沙窑瓷器上有着多种多样的装饰纹样,就纹饰内容来源而言,可以分为中国本土文化、佛教文化以及西亚伊斯兰文化等;就装饰手法而言,可以分为釉下彩绘、模印贴花以及雕塑装饰等。以上这些都是相互兼容的,比如佛教文化对长沙窑瓷器的影响就是通过釉下彩绘、模印贴花以及雕塑装饰等方式来实现的。迄今为止,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本土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中有许多反映佛教文化影响的,这些都说明了佛教对长沙窑瓷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对此问题,笔者试从三种装饰技法上来逐一讨论佛教对长沙窑的影响。

首先,长沙窑最常见的装饰技法是釉下彩绘,釉下彩绘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饰有纹饰,另一种即书写诗句,这些装饰手法均在器物腹部适用。

纹饰方面,长沙窑瓷器上反映佛教文化的装饰较为广泛,主要有动物纹、建筑塔庐纹和连珠纹。动物纹主要指龙纹、摩羯纹。龙是我国千百年来民间传说的吉祥物,也是民间崇拜的神物。在我国丰富的语言文化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龙和佛教的关系,比如成语“龙光瑞气”,其意指对佛教的崇拜,就是最能反映佛教和龙之间亲密关系的词语。除了龙纹之外,在长沙窑瓷器上最能反映佛教文化的还有另外一种动物纹,这种动物眼睛很大,眼皮附加叶状装饰,长鼻上卷,背鳍粗大,被称之为摩羯,所谓“摩羯”是梵语翻译而来的语言,或称为“摩伽罗”,佛教也将摩羯视为一种和平与吉祥的代表物(萧湘、李建毛:《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建筑塔庐纹分为两种,其一是塔纹,其二则是茅庐纹。塔纹如果以层数则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三层矮塔,现藏于长沙市博物馆,尖形,圆柱顶,中间为一圆形建筑物,底座是方形,在塔身两侧则饰有对称的“士”字形纹饰,学者对此有深透的研究,认为“士”字形纹饰是“火炬”,表示“圣火”或“灵光”,而三层矮塔应是供奉佛骨或火化僧伽遗骸之用(萧湘、李建毛:《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另一种是九层高塔,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塔有两层基座,从第三层到第九层每层都有塔檐,塔身两侧饰有对称的纹饰,比照三层矮塔塔身两侧纹饰估计也应该是“圣火”之类,那么这种九层塔应该就是典型的佛教建筑。茅庐纹较塔纹常见,在长沙市博物馆馆藏长沙窑瓷器中多有收藏,这种纹饰比较简单,多绘于瓷壶的多棱柱短流下方,腹部中间以褐彩绘一间圆形小茅庐,两侧各植一棵树。有学者就此与敦煌壁画中绘有佛陀和高僧状修行者盘坐在茅庐之内的纹饰做比较,认为茅庐两侧的小树可能是代表佛陀苦修成道的菩提树,而茅庐也就代表佛陀苦炼的修行场所了(萧湘、李建毛:《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长沙窑瓷器上除了以上两种反映佛教文化影响的纹饰外,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装饰方法,那就是连珠纹。连珠纹多见于瓷罐,瓷壶较为少见,就长沙市博物馆馆藏来看其比例极小。湖南省博物馆藏一件青釉褐绿彩连珠纹瓷壶,纹饰较为特殊,以褐绿斑点相间构成层层重叠升高的圆弧形图案,有学者认为这种纹饰有着仿石窟寺的宗教象征意义(萧湘、李建毛:《瓷器上的诗文与绘画》),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佛教文化对长沙窑有着深刻的影响。

长沙窑在我国瓷器史上最为称道的除了广泛在瓷器上采用釉下绘画之外,还有就是它是最早将诗句通过书法艺术形式装饰到瓷器上的窑址。虽然将诗句装饰到瓷器上这种技法在整个长沙窑使用比例极其小,但是它却令长沙窑声名远扬。长沙窑所使用的诗句和俗语大多来自于民间,只有几首见于《全唐诗》,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几大类,比如反映离愁别绪、世态炎凉以及宗教色彩等等,而宗教色彩方面更多是体现了佛教文化。长沙市博物馆藏有几件诗词壶,其上清晰地书写有反映佛教文化影响的五言诗词。

(1)青釉褐彩“圣水出温泉”瓷壶。此壶在多棱柱短流下方书写“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袌未来缘。”五言诗,从字面意思可以知道这首诗反映的是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在唐代,佛教得到迅速发展,其教义、观念等得到广泛宣扬,正是由于这一现实所以长沙窑才会加以吸收和利用。

(2)青釉褐彩“欲到求仙所”瓷壶。多棱柱短流下方书写“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间。卜人盘上坐,合眼见如来。”,意思指原先要去求拜仙界,可惜王母娘娘没有时间接待,于是占卜人合手盘坐,闭上眼睛就见到如来佛祖。此诗通过简单明了的五言诗直白地宣扬佛祖,以期待人们能够真诚的信仰崇拜佛祖,并且告诉人们只要这样做就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3)青釉褐彩“念念催年促”瓷壶。此壶保存比较完好,多棱柱短流下方清晰地书写“念念催年促,由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余。”五言诗。这首诗句所宣扬的内容与前两首有所不同,前两首更多的是向普通大众宣扬佛教教义观念等,而这首诗却表现的是希望僧众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做一个虔诚的僧人。

以上三首属于民间广泛流传的诗句,而其创作来源便是佛教的迅速发展,相应的它也促使长沙窑积极吸收佛教文化,产生了众多带有佛教文化色彩的瓷器。

其次,长沙窑瓷器装饰的各种贴花图案主题较为鲜明,引人注目。在所有模印贴花图案中,反映佛教文化的装饰较多,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长沙窑制品是为了适应出口而制作的。

众所周知,在唐代,有众多国家与唐朝有着密切的交往,东方有日本、新罗,西方有波斯等。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广泛交流,西亚、南亚等地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国,而中国文化也随之传播至国外,这样便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融,而长沙窑制品上的西域图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模印贴花中,主要有两种纹饰反映了佛教文化。这些贴花图案惟妙惟肖,形象生动,足以见得长沙窑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而精心制作,却是下了一番苦心。

(1)莲花童子纹。童子坐在莲花丛中,手持莲花苞,形态自如,看上去自由自在,乐在其中。众所周知,莲花在佛教中被称之为“圣花”,象征着纯洁高雅。与莲花一样,童子也被赋予了浓厚的佛教文化因素,不仅与吉祥语“连生贵子”有关,而且象征着佛陀在世。在佛教雕塑艺术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佛陀端坐在莲花之中的。

(2)篱笆桫椤树纹。瓷壶腹部饰有对鸟桫椤花叶,其下则围有菱形格状栅栏,这类模印贴花纹饰只见于《长沙窑》中所列的A型Ⅰ式以及A型Ⅱ壶上。桫椤树,又名摩诃婆罗树,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草本经》中有记载:佛陀在桫椤树下降生,又在桫椤树中涅槃,所以佛教将桫椤树视为“圣树”。这类纹饰图形不仅见于长沙窑,而且在敦煌壁画中多有出现,如57窟初唐《说法图》中央阿弥陀佛华盖处满绘桫椤树;又217窟盛唐《观无量寿经变》正中无量寿佛的华盖周围也饰有桫椤树图形。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天宝初,安西道《进娑罗枝状》,言臣所管四镇,有拨汗那最为密近,木有娑罗树,特为奇绝。不庇凡草,不止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栝,成阴不愧于桃李”。说明桫椤树主要产于拨汗那。据考证,拨汗那位于今非洲索马里北部亚丁湾南岸的柏培拉附近,为古代东西方交通线上的重要港口。这种桫椤树因为“不庇凡草,不止恶禽”,故长沙窑瓷器上的桫椤树往往要用菱形格栅栏围起来加以保护,通过这种保护方式足以见得佛教徒对“圣树”的虔诚之心(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最后,长沙窑除了生产大量的日常用品外,还生产了一大批雕塑小动物和人物俑。这些雕塑都是以简练的手法塑造,虽然器形不够精致,但是各个都非常传神。在其小巧的体积中,博采生活万象,凝聚生活情趣,以其技法娴熟显示了长沙窑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所有雕塑小动物中,狮子特别的少,并且其形态特征各不相同。虽然狮子雕塑特别少,但是其意义却很特别,因为狮子对于佛教来说可是十分珍贵的,佛教视狮子为护法者,在佛教经典中也常常出现与狮子有关的文字。

釉下彩、模印贴花以及雕塑装饰,这三种方法构成了长沙窑瓷器的最主要装饰技法,正是由于它们才使得长沙要能够立足于众多窑厂之列,并且能够与越窑青瓷、邢窑白瓷组成三大件出口到国外并饱受欢迎。而这三种装饰技法在内容上又吸取各种民间广为流传的纹饰图案,这其中佛教文化便是其中一个。长沙窑广泛吸收佛教中喜闻乐见的纹饰图案,为其开拓多渠道销售创造了的机会。

二、长沙本地佛教的发展情况

由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学术思想的风气,一反两汉的朴质,普遍趋向于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学术,也便在这个时期,日益发达。儒家学说,依违佛道之间。复因南北朝以来帝王政权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无以复加。但由两晋到隋唐之间的佛教,大半仍随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国文化的洗炼,在渐渐蜕变当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时代,因他对宗教信仰,特别有兴趣,所以对佛、道两教,也都并存信奉,不过对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胜迹,多半有寺庙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题咏里,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可是这还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黄河南北的佛教建筑,尚不包括在内。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自初唐以后,禅宗大兴,使佛教一跃而变为纯粹中国化的佛教,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和菩提达摩传入禅宗,可以说是两件大事因缘。因为学术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错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陷在一个非常紊乱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间,有文中子——王通的讲学河汾,综罗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学术思想,开创初唐以来的唐代文化。这个时期,隋有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佛教的天台宗,以禅那的止观为佛教实证的方法,用三种止观的体系,统摄全部佛学教理,开始分科判教,对佛学传承,作系统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师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后来宋代永明寿禅师等所著的《宗镜录》,算足第二部佛学导沦的巨著。

长沙,唐时属潭州。有唐一代,长沙地区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辉煌期,各地广建佛教寺院,佛教文化深深的植入人们心中,因此佛教信众在长沙地区具有广泛性。在众多佛教寺院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麓山寺与密印寺。麓山寺建于西晋,而密印寺则建于唐晚期,虽然这两座寺院始建时间有先后,但是其发展非常迅猛,提高了佛教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且对长沙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麓山寺又名慧光寺,万寿禅寺,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岳麓山山腰,由敦煌菩萨笠法护的弟子笠法崇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湖南省佛教协会驻地。麓山寺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场之一。自晋以后,历经法崇、法导等高僧住持,佛事日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天台宗创始人在此传经说法,宣讲《法华玄文》等天台名著,一时听众云集,对三湘佛教影响深远。唐时,麓山寺盛极一时,寺院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殿堂华丽,声名蔚成大观,文人雅士竞相携游,或赋诗,或作文。诗圣杜甫有“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之吟咏,刘禹锡亦有“高殿呀然压苍,俯瞰长沙疑欲吞”之惊叹。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大书法家李邕撰写《麓山寺碑》以纪其胜。因其文章、书法、刻工俱为上乘,世称“三绝碑”。

密印寺位于宁乡县沩山山腰毗卢峰下。此处虽是山腰,却纵横数里绿野平畴,流水淙淙,清风习习。青松、翠竹、银杏、红枫相映成趣,风光十分秀美。密印寺是沩仰宗的祖庭,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其开山祖师是高僧灵佑禅师,唐宪宗元和末年(公元820年),灵佑来到沩山结庐为庵,传经说法。经宰相裴休奏赐寺额“密印禅寺”,乃立寺。灵佑在沩山坚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过着农禅并重的生活,晚年因裴休、李景让等人的推崇和支持,寺受大量土地布施,禅众日增。后灵佑禅师又传法仰山(在今江西宜春),创立了沩仰宗。据史籍记载,唐宋时,密印寺占地广阔,殿宇宏伟,僧众多达3000余人,寺田3700亩,盛极一时。传说当时寺内铸有千僧锅,可作1000人的饭。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铸5048斤大钟一口,涂以黄金,置之钟楼,晨敲夕叩,声闻数里,加之寺里原藏经文5048卷,原有田租5048担,遂有“密印三藏”之称。

麓山寺与密印寺自从创建以来,由于寺院主持以及众多得道高僧的不断努力和众多名人及官员的推崇与支持,使得寺院规模不断扩大,信众也越来越多,也使得当时的三湘文化中佛教因素越来越浓。麓山寺和密印寺只是当时三湘大地众多佛教寺院中的两例,但是这两座寺院恰恰代表了唐代三湘大地佛教文化的典范,从这两座寺院我们可以看出佛教文化再该地区的发展是不容忽视的。

三、结论

唐代中晚期,长沙地区陶瓷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打破了瓷器“南青北白”的局面,釉下多彩迅速的被广泛使用,这也造就了长沙窑在当今中国陶瓷业界的地位。长沙窑开创了陶瓷界的多个第一,除了釉下多彩外,那就是将诗句和绘画运用于瓷器表面,而诗句和绘画的内容来源则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为长沙窑的发展提供了装饰素材,这可以从众多方面得以体现。首先,正因为佛教在长沙迅猛发展所以在此地便留下了诸多有关佛教的诗词,比如“圣水出温泉,新阳万里传。常居安乐国,多袌未来缘。”、“欲到求仙所,王母少时间。卜人盘上坐,合眼见如来。”以及“念念催年促,由如少水鱼。劝诸行过众,修学至无余。”等等,这些诗词前面我们也作了简短的分析,并且也知道它们都反映了佛教的诸多理念。这些诗词不仅可以为佛教文化的传播提供载体,并且也为长沙要找到了一种实用的装饰素材。长沙窑将它们广泛应用于瓷器表面,并且最终得以广泛被百姓接受,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佛教文化为长沙窑的发展提供了间接的帮助。其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也带来了狮子文化。白话文先生认为:“在诸多的大型动物中,佛教对狮子最为偏爱,它似乎成为佛教在某些方面的一种象征,或说是象征物。”(白化文:《狮子与狮子吼》,《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在佛教文化中狮子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塑像常常列置于寺门外,而在寺院中狮子成为文殊菩萨的坐骑,因此狮子便成了佛教的护法者。在长沙窑所有产品中,小动物占有一定比例,而在其中狮子虽然不多但是每个造型均十分生动可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长沙窑借鉴了佛教文化中的狮子因素。以上这两点可以说明长沙窑善于采纳诸多优秀文化,并且将它们广泛运用于自己的装饰之中,这样就可以为长沙窑的销路提供重要途径。

长沙窑从开始烧制之时便积极吸取各方优秀文化,并且将之广泛运用于瓷器,进而给长沙窑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长沙窑销路遍及国内外,国内方面,长沙窑南北皆有出土,其中以湖南长沙窑址和武昌、扬州、镇江、宁波等对外港口为主,安徽、河南、陕西等地也有出土;国外方面,东到朝鲜、日本,西到非洲东海岸,南到菲律宾等地。以上这些国家和地方长沙窑瓷器的大量出土,说明长沙窑作为内外销瓷均十分受欢迎,“黑石号”沉船上的5万多件长沙窑制品便是最好的例子。长沙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其受欢迎程度令人惊讶,这也为佛教的传播带来了一个最简洁的途径。长沙要积极吸取佛教中的经典文化,一方面为自己的发展带来了素材,另一方面随着长沙窑的市场不断扩大也为佛教的传播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长沙窑和佛教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长沙窑广泛吸取佛教的优秀文化为自己提供了装饰素材,而佛教借长沙窑的不断发展为自己的传播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

(长沙市博物馆-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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