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书》的整理者及“君幸食”、“君幸酒”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内容摘要 关于贾谊《新书》是由谁整理以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释义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分歧都在于对“君”字的释义不同上。本文通过对马王堆漆耳杯铭文中的“君”字及《新书》中“怀王问于贾君曰”中的“君”字进行双向考辨,提出了“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新解释以及《新书》系贾谊之子贾璠所整理这两个结论。

关键词 “君幸食”、“君幸酒”铭文      《新书》整理

贾谊《新书》究竟是由谁最后整理成书,学术界有多种说法;马王堆汉墓出土漆耳杯上铭文“君幸食”、“君幸酒”作何解释,也存在争论。由于《新书》产生的时代与马王堆汉墓下葬时代基本接近,关于《新书》问题的争论及马王堆出土漆耳杯上铭文的不同看法又均与“君”字有关。本文通过对《新书》中“怀王问于贾君曰”中的“君”字以及与马王堆出土漆耳杯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中的“君”字进行双向考辨,提出了《新书》是由谁整理的新观点以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新释义,以供同仁指正。

一、

围绕贾谊《新书》,历代争论甚多,仅其称谓就不规范。现有诸版本书名不一,有称《贾谊新书》、《贾太傅新书》,亦有名《贾子》、《贾谊集》或《贾长沙集》者。窥其内涵,亦稍有区别:名《新书》者,仅指贾谊文论五十八篇,而疏赋不在其内,或是将其以为附录列于正文之后;而称“文集”,则含贾谊全部作品。历代研究《新书》多在思想价值、文字考据上下功夫,而《新书》究竟由谁整理成书?至今仍模糊不清。

纵观贾谊全部作品,包括《新书》、辞赋及已秩的《左氏传训诂》和《五曹官制》四种。用现代标准分类,上述著述包含了议论文、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及策划方案,而一些议论文如《先醒》、《劝学》等,并非贾谊在世时即已成篇,这就存在一个谁最先完成了对贾谊作品的收集整理,并使之以《新书》流传后世的问题(本文以《新书》代指贾谊全部作品),对此,学术界目前有多种看法:

1、刘向整理成书。《崇文总目》最先指出《新书》系刘向删定,因皆书著录舛误较多,均不以为据。学术界多采用清孙诒让之论:“《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订可缮写者为《新书》。”此说影响较广,杨鹤皋先生即认为:“后来,刘向整理经传诸子诗赋,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贾谊的作品,加以整理编纂,校订为《贾谊新书》,亦称《贾子》,《汉书·艺文志》说有‘贾谊五十八篇’,大概就是刘向整理的《贾谊新书》。”

2、由贾谊之孙贾嘉或曾孙贾捐之整理。此说系由当代徐复观先生提出:“《新书》的内容,虽全出于贾谊,但他三十三岁便死了,将其编成五十八篇,并冠以《新书》书名,并非出自贾谊自己,可能是出自‘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的他的孙贾嘉或是他的曾孙贾捐之之手。”

3、由贾谊的门徒整理成书。此说出自清卢文弨。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十·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云:“《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余谓此书必出于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称‘怀王问于贾君’又《劝学》一篇语其门人,皆可为明证,但多为抄胥所增窜。”

4、伪书说。此说以宋人陈振孙为代表。陈氏《直斋书录解题》指出:“其中非《汉书》所有者,则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清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五》:“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姚氏还进一步武断:“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为伪者分晰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聊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伪书说除承认《史记》、《汉书》所录贾谊作品外,认为《新书》中其它作品均非贾谊之作。此外,也有对《新书》并不存疑,但对部分篇章有疑,主要针对《惜誓》、《先醒》等篇。

上述四家之论虽各有其理,但无一家成为共识,盖其均有缺陷。关于“伪书说”,历代批评者甚多,系其抓住一点不惜其余,连卢文弨氏也不屑,卢氏认为《新书》虽为门徒所纂修,“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言以成此书耳。”“《修正语》称引黄帝、颛、嚳、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为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卢氏推测《新书》系贾谊门徒或“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太相远绝。”这样,卢氏实际上否定了“伪书说”。

那么,为什么后世会出现“伪书说”呢?对此,明李梦阳的解释较为可信“及刻本失,士夫家转抄,一切出吏。吏苦其烦也,则任减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窜其字句,重复讹之,士夫者又靡之较也,故其书愈舛缺不可读。”为什么《汉书》中的贾谊之文与《新书》差别甚大呢?也应该是这个原因,即《汉书》与《新书》在流传中的地位所决定。《汉书》系正史,历代传抄刻版均极慎重,多为官抄、官刻,财力、物力充盈,因此抄吏、刻工个人对文章缺损负有更多的责任,反之《新书》多为私抄、私刻,人力物力难以保障,字句脱落、增删较多,以致有“伪书说”出现。

关于刘向整理《新书》,亦难以说通。虽然刘向的主要贡献在于校雠,但其是否校订了《新书》却无明证。从贾谊去世到刘向校书,相距百余年,如果贾谊《新书》要到刘向时才校订成型,那就无法解释班固“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一两汉独特现象。两汉之际,贾谊后裔代代显赫,从下列两汉贾谊谱系中,我们即可看出其后裔在学术上之显赫。

 

①贾谊——②——③          

         恽——④捐之——⑤□——⑥光——⑦□——⑧徽——⑨逵

(注:“□”表示姓名已不可考)

贾恽与其兄贾嘉同被武帝封为太守,其子贾捐之,汉元帝时任待诏金马门,为博学鸿儒。贾光为常山太守,光之孙贾徽曾从刘歆,受学《左氏春秋》、《国语》、《礼》,并受学于当时名学者涂恽和谢曼卿,分别治学《古文尚书》及《诗经毛传》,遂成经学大家,作《左氏条例》21篇。贾徽之子贾逵,为贾谊九世孙,著作达百万言之多,且精通天文,其经学成就达到了贾氏一族的顶峰。

正由于贾氏一族在两汉儒学的独特地位,如果其先辈之书还要等到刘向来校订,无论如何难以说通。何况,刘向校书也并非是对宫廷藏书全部进行了校订,因为宫廷藏书绝大部分都应该是已校订成型。刘向父子的贡献主要还是对少部分没有校之书予以校订,并对所有藏书进行了一次清理、分类而已。即使有天大的本事,刘向父子也不可能校订宫廷全部藏书,真如此,无异于说刘向以前,宫廷藏书一片狼籍,这与实际就大相径庭了。刘向与《列女传》的关系就是明证:本来,刘向对此书也就仅仅编定了一下次序,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对各卷简牍重摆了一下位置而已,除“颂”以外,全书并没有刘向任何意见,而《新序》、《说苑》均言“著”,功劳都堆到了刘向身上。因此,刘向“校订”《新书》大概也不过如此。

对于《新书》系贾嘉、贾捐之或贾谊门徒整理之说,应该是最接近于事实的分析了。徐氏的看法源于“贾嘉最好学,世其家”、贾捐之亦为元帝鸿儒,且为《汉书》所载贾谊直系后裔,故推测之。徐先生对自己的推测或许本来就没有把握,故在下结论时用了“或许”二字,卢文弨的“门徒说”也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因此这些说法均难以得到公认。

那么,究竟是谁最终完成了贾谊《新书》的整理并使之流行于世呢?

二、

为了弄清《新书》整理者是谁这一问题,我们再看一下关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耳杯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释义的争论,因为理解了漆耳杯上铭文的真正含义,将有助于弄清《新书》整理者的问题。

对于“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考辨,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         认为漆耳杯上的“君”字是对丞相的专称。

此说出自陈松长先生:“我们认为三号墓漆器中‘君幸酒’的君并非上述一般意义的泛称,而是西汉时期对丞相的一种专称。”“汉天子代诸侯王国置相,初名相国,惠帝元年更名丞相,景帝五年更名为相。相在汉初或与‘君’相连言称为‘相君’。”

2、         认为“君”是指诸侯。

此说以傅举有先生为代表。傅先生指出:“这里所谓‘君’乃‘国君’之称谓。古代天子皆有国,故称君。”“汉代列侯有地有国,故称列侯为君,有时‘君侯’连称。”傅先生还进一步提出:“马王堆三号墓随葬的漆耳杯上有‘君幸食’、‘君幸酒’的物主铭文,说明墓主人乃侯国之君也。”

除上述有代表性的两家之论外,对“君”字的解释还有其他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其实陈先生与傅先生对马王堆三号墓墓主的判断。笔者亦十分赞同,两人对“君”字的释义也都找到了文字上的依据。笔者还认为:三号墓墓主虽然是一位丞相、君侯,“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意义也是指让一位任过君侯、丞相的人享用食物和酒,但“君”字在这里还应该有更为准确、贴切的意义。

之所以对“君”字有多种解释,是由于在汉代,“君”是对地位显贵者的泛指,既可称天子、诸侯,亦可称丞相、先生,还能指有道德、有学问之人。但“君”字确指什么,则应该依据出现“君”字的具体环境来判断。如果君与侯连在一起,则“君”是指诸侯;如果君与相连在一起,那么“君”就是指丞相。而具体到马王堆三号墓中漆耳杯上的“君幸食”、“君幸酒”铭文,我们就应该根据它是作为墓中专用随葬品这一特征来分析。

毫无疑问,漆耳杯上的“君”是指墓主。但是,如果“君”是指“君侯”或“相君”,这就是一种官方的称呼。那么主持墓主丧葬事宜的就是公事而非私事,而且主事人也与墓主没有血亲关系,墓主的后人绝不会将墓主视为“相君”或“君侯”,因为这两种称呼都是官位、爵位,墓主的后人是没必要这样称呼的,只有当墓主的丧葬事宜是作为诸侯国的公事来办的时候,才有这种称呼的可能。然而,历朝历代地方诸侯、丞相的丧事均属私事,皇家最多对至爱臣下表示一下关切而已。如绛侯周勃的儿子条侯周亚夫在世时,其子就为其筹备死后的陪葬事宜。“条侯子为父买工宫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15此举居然被视为蓄意谋反的证据,条侯还为此辩驳“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16可见在西汉时,侯、相一级爵位、官员的丧事都是私事,是由其家人来安排进行的,具体而言也是由其世子主持安排丧葬事宜。既是私事,丧家就根本不适合将墓主视为“君侯”、“相君”,而只能用更人性、更家庭化有关的称呼。

那么,“君”字是否还有与墓主身份更贴切的称呼呢?有!“君”字还应该是汉代子女对已逝父母的一种敬称。

许慎《说文解字》:“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象君坐形。”17而“”之形状,我们亦可理解为世家大族内尊者居高堂之上,佣者护卫之形。以此来对应马王堆三号墓墓主身份,显然是适宜的。《辞海》中“君”字条目:“君除了泛指诸侯、大夫外,亦指父母。〈易家人〉:‘家人有严君也,父母之谓也。’”18孔安国《新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19这里的“君”字泛指祖先之意。此外,古代也有“君母”、“君舅”的称谓。在严格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之下,庶子称父之正妻曰“君母”,《仪礼·丧服传》:“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则不敢不从服。”20古时,妻称丈夫的父亲曰“君舅”,《尔雅·释观》:“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为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母,没,则曰先舅、先姑。”21这些都是“君”字对父母辈称呼的释义。

综上所述,马王堆三号墓所出漆耳杯“君幸食”、“君幸酒”铭文中“君”字,显然是子女对已逝父母的敬称。对于墓主丧葬事宜、主事者只能是其子女,虽然墓中遣策记载有“家丞”、“家吏”等,这些人毕竟只是君侯府内的高级佣人,改变不了家奴的地位,他们对丧葬之事只能负某个方面的具体责任,真正名义上的主事者是墓主的后人。墓中殉葬的财物也是以墓主后人的名义埋于墓中供墓主在阴间享用的。因此,“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请父亲(母亲)享用食物”、“请父亲(母亲)享用酒”之意。

三、

下面再回到贾谊《新书》的整理者是谁的问题上来。由于马王堆三号墓下葬年代与《新书》产生的时代基本相同,因此《新书》中的“君”字亦可用相同的意义来解释。

“怀王问于贾君曰”见于贾谊《新书》中的《先醒》篇的第一句。该篇系贾谊与梁怀王的一次谈话辑录。该句也是历代怀疑《新书》为伪书的主要证据,盖因贾谊决不会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用这样的称谓称呼自己。要弄清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弄清楚“君”字在书中的具体含义。

对于贾谊的称谓,有称“贾生”、“贾子”者,亦有“贾太傅”、“贾长沙”的称谓,称“贾君”系《新书》的一个特例。司马迁称贾谊为贾生,生者,先生也。贾谊三十三岁去世,司马迁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时,贾谊的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但仍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贾生”系一尊敬但并不是地位很高的称谓,这是一个与当时贾谊的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称谓。

为什么只有《新书》才将贾谊称为“贾君”呢?这里显然是《新书》整理者所为。联系到“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释义,《新书》称“贾君”也应该是贾谊子女在整理贾谊著作时对贾谊的敬称。贾谊的《新书》共五十八篇,其中《先醒》一篇为贾谊生前与梁怀王对话,对话中保留了贾谊的部分思想主张,其子女将其整理成一篇收录于贾谊文集中。为了避讳,整理者按当时惯例,使用了“君”的尊称,之所以在“君”前加上“贾”字,因为“君”还有“天子”之意,梁怀王系汉文帝爱子,恐后人理解为“怀王问于文帝曰”,故加上“贾”字以区分。

由于贾谊只有独子贾璠,因此《新书》的实际整理者就只能是贾璠无疑。

关于贾谊后人,《史记》、《汉书》仅记录有贾谊孙贾嘉、曾孙贾捐之及贾秀玉、贾逵等零星情况。拙作《贾谊谱系考略》(原文载《船山学刊》2004年第3期)对此进行了较系统考证。考贾谊有独子贾璠,曾任尚书中兵郎。贾谊去世之际,贾璠年龄当在10岁—12岁之间,而至汉武帝时,始举贾璠之子两人至郡守,一为贾嘉,一为贾恽。贾嘉任宜春太守。

贾璠是《新书》的最终整理者,还有如下理由:

从贾谊家族的书香世第来看,贾璠具备整理《新书》的内在因素。优良的家学传统,使贾璠具有整理《新书》的能力。《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吴廷尉也赞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司马迁的记叙则从侧面说明了贾谊家族是洛阳地区的世家大族,因贾谊出身至十八岁“闻于郡中”,这段时间也正是西汉立国之初,民力凋敝不堪,国家百废待兴,普通人家子弟不要说通诸家之书,即使识几个字也为不易。在汉代,书籍靠手抄写于竹、帛之上,读书全靠先生口授。一种学派尚有几家之言,何况诸子百家。要做到精通诸家之说,贾谊祖父辈不知要请几位先生为之传授。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和优良的家学传统,一般人家根本无法做到。贾谊远赴长沙任长沙王太傅之际,年龄约在二十四岁之间,此时的贾璠亦在求学之际,有着优良传统的贾氏家族,对贾璠的培养更在情理之中,因此,贾谊去世后,贾璠已具备了整理《新书》的能力。

从贾谊去世后一个时期的形势看,贾璠整理《新书》亦具备合理的外部环境。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坠马而亡,贾谊“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谊之死《史记·日者列传》记叙更详细“谊不食,毒狠而死”,可说贾谊的去世是极悲壮的,由于汉文帝对爱子梁怀王寄予了太多的希望,也就导致对太傅贾谊的失望,因此,贾谊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期,贾谊在西汉统治集团的地位远不及后来那么高。贾谊独子贾璠自然无法得到父辈的光芒照耀,在朝廷只是担任了尚书中兵郎小官,在这种情况下,贾璠政治上无以出头,退而整理其父留下的思想和文学遗产,是为最好的选择。到汉武帝时,由于儒家正宗地位的确立,特别是贾谊的一系列治国之策如诸侯王之国、削藩、国家垄断铸钱以及定制度、兴礼乐、易服色等都得以实行并取得巨大成效。因此,贾谊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也才会出现汉武帝举贾谊之孙、贾璠之子贾嘉、贾恽任太守之事。从贾谊几乎被统治集团遗忘到汉武帝重新重视贾谊这段时间,也正是贾璠壮年时期,贾谊的学术思想需要整理传播,由他做这项工作非常适宜。相反,贾嘉、贾恽被重用不仅是贾谊得到重视,也应该是贾谊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况且,贾嘉兄弟进入从政阶段,也并不是从事学术的时机了。同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活中,整理父辈的著作已成习惯,汉代以孝为先,贾璠将其父的作品整理并使之传播,也是对父亲尽孝的一种表现。

(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  吴松庚) 

注释

///////⑩《新书校注·著录》中华书局 2000年版

⑵《贾谊的法律思想》 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

⑶《两汉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⑾《贾谊集校注·贾子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年版

⑿《后汉书·贾逵传》 团结出版社 1996年版

⒀《文物》2003年第8期 陈松长 《马王堆三号墓墓主的在认识》

⒁《湖南省博物馆馆刊》2004年第1 傅举有《马王堆汉墓墓主人是谁》

/⒃《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岳麓书社 1988年版

⒄许慎 《说文解字》 岳麓书社 1998年版

/⒆《辞海》第499页 、第736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

/2Ⅱ)《辞海》第486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

  注:本文发表于《船山学刊》2007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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