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贾谊》、《咏贾谊》两诗真伪的辨析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在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有两首专咏贾谊的诗作受到了学界的质疑,这就是《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由于这二首诗已碑刻于千年古宅长沙贾谊故居院内,湖南诗联界部分学者仍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发表于《粤海风》2002年第六期的彭明道先生的《〈贾谊〉、〈咏贾谊〉非毛泽东诗作》一文所表述的观点,基本上就代表了怀疑论者的共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些看法,很有澄清的必要。

 

怀疑论者的主要看法之一是:在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中,涉及到歌咏个人的本来就不多,即使是名声远胜于贾谊的屈原,毛泽东也仅咏诗一首,绝不会出现同时有两首咏颂贾谊,这两首诗可能是六十年代后,传抄毛泽东诗词成风,“当时传抄的诗词,确有一些非出自于毛泽东之手。”因此,他们的结论是,这两首诗亦应属于传抄之误,非毛泽东诗作。

为澄清上述看法,我们有必要清理一下毛泽东一生中见于文献记载的关于贾谊的论述:

1918年赠罗章龙的《送郑宇一郎东行》中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之句。

1958322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两次提到贾谊,说他“曾多次向文帝上疏,批评时政,郁郁不得志”;“这位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即能诵诗书、善文章,为世人称誉。”

1958427日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谈到:“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赋》、《鵩鸟赋》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以来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195858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后来又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四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政论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只有33岁。”

⑤读《初唐四杰集》时批注:王勃可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论学”相媲美,且都是“少年英发”、“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⑥读《旧唐书·朱敬则传》时评价朱敬则能从《过秦论》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并上书武则天,同时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⑦文革后期对孟锦云讲:“汉朝有个贾谊,写过一篇《鵩鸟赋》,我读过十几遍,还想读,文章不长,可意境不俗。不少人就是想不开这个道理,人无百年寿,长存千年忧,一天到晚想那些办不到的事情,连办得到的事情也耽误罗!”

⑧作《七绝·贾谊》

⑨作《七律·咏贾谊》

⑩读李商隐《贾生》诗,连呼“写得好!写得好!”并手书三遍。

借古喻今是毛泽东表述思想主张的常用方法,但针对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提及次数之多,贾谊又是一个特殊情况。同一人物,两次作诗歌咏更为特殊,如毛泽东《七绝·屈原》、《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等,都属对具体人物的歌咏,且不再重撰。为什么毛泽东独独对贾谊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呢?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毛泽东青年时代与长沙贾谊故居的不解之缘,是毛泽东更多关注贾谊、歌咏贾谊的最直接的原因。

贾谊故居位于长沙市太平街,有2100多年悠久历史,系湖湘文化源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贾谊故居经清光绪湖湘官绅集团集资大修,已是一处湖湘学子重要的活动场所。1918年前后,虽然贾谊故居所拥有的600多亩田产,数千两白银基金已被国民政府湖南省财政厅收归国有,但贾谊故居仍是一处重要的游览场所。这里也自然而然成为了毛泽东经常活动的地方。对此,罗章龙在《回忆蔡和森》一文中就指出“湖南长沙还有许多名人遗迹,……西汉的贾太傅祠(贾谊故居)、岳麓山的崇德寺……蔡和森、毛泽东和我多次访问过这些地方。”同时,由于毛泽东读书和之后任附小主事的一师范与贾谊故居同处于天心区内,两处相距仅2.5公里,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居于船山学社和清水塘,毛泽东每天需要往返于第一师范、书院路、太平街、西长街、中山路之间,太平街内的贾谊故居(当时占地10余亩)是其必经之地,正是青年时代的这段渊源,促使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贾谊,其思想受到贾谊的很大影响。(关于毛泽东思想与贾谊之间的关系本人有另文论及。)相反,屈原虽然也为湖湘名人,由于屈原在长沙的遗迹全无,加之屈原对湖湘政治精英的影响也仅表现在文化的象征意义上,而贾谊的主张、学说则实实在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

正因为上述因素,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多次论及贾谊,并破例撰诗二首歌咏贾谊绝非偶然,相反,它是毛泽东青年时代人生经历及文化遗产对其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毛泽东为贾谊撰诗二首歌咏也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怀疑论者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这两首咏贾诗的艺术性不强,把握人物的思想不准确。彭明道先生就代表了湖南诗联界许多人的观点:“无庸讳言的是,无论从咏历史人物的准确性、思想性,抑或是从诗本身的艺术性而言,这首《咏贾谊》在毛氏的同体诗中,只怕连忝列末座的水平也难以达到。”“比较起来,这首《七绝·贾谊》,与同一作者在‘题照’等篇中所表现出的风格、水平比较,实在相去甚远。”“两诗和毛氏的同一体裁的作品相比较,差距又是如此明显。这难道不引人生出些许疑窦吗?”因此,他们怀疑两诗非毛泽东亲作。

为方便更清楚地辨析这两首诗的真伪,我们将二诗原文引述如下: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七绝·贾谊》。对于这首诗,怀疑论者认为其思想性不够。彭先生文中就指出“是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在心境不佳的文革时期,写下两首不同体裁的诗,去咏叹那个远逝了的‘少年英俊’呢?”因此,我们不妨就该诗的思想价值进行探究。要弄清楚该诗的特殊意义,就有必要了解毛泽东作该诗的时代背景,而要了解毛泽东作该首的目的,我们还需了解一下贾谊之死。

贾谊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74年出傅长沙。其后,汉文帝终究还是感到太委屈贾谊,于宣室召见了贾谊,李商隐有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道其事。虽然李氏及后人都怪文帝没能抓住机会向贾谊咨询治国之策,然而“夜半虚前席”也确实反映了汉文帝与贾谊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宣室谈话后,贾谊很快就担任了梁怀王太傅。贾谊前后两次任太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对此汉文帝与记述此事的司马迁都拎得很清楚的。前番“是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对于文帝而言,贾谊是公差,去不去由不得贾谊;而后一次就大不同了,司马迁记述得清清楚楚,汉文帝是“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这其中“以”和“拜”的不同,隐藏着巨大的玄机。为什么汉文帝要“拜”呢?因为梁怀王刘揖系“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可以说梁怀王是汉文帝诸子中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汉文帝希望借重贾谊这位汉帝国的大名士为刘氏家族培养一位杰出的政治接班人!然而,梁怀王堕马而亡,汉文帝在痛失爱子中有了对贾谊深深的失望。贾谊也自知“为傅无状”失去了对前程和生存的信心,重压之下贾谊“哭岁余,亦死”。通常,人们认为贾谊是在悲痛中忧郁而亡,而事实上,贾谊之死远比这让人震惊。《史记·日者列传》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狠而死。”也就是说,贾谊是在文帝的怪罪和失职的重压之下被迫自杀而亡的。

我们再看看毛泽东作《七绝·贾谊》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完全能够理解毛泽东作此诗所表述的非同一般的情感。据有关资料介绍,此诗为毛泽东秘书林克从毛泽东废稿中抄录而来。依据叶永列《毛泽东的秘书们》一文介绍,林克于1954年——1966年任毛泽东国际问题秘书,可知该诗亦应作于此段时间内,考虑到其它因素,该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应该在抗美援朝结束至庐山会议之间。因为这首诗透露了毛泽东内心思想,表达了他对彭德怀的谅解、宽慰之情,而这种感情的流露只能发生在这段时间之内。

毛泽东要创作这首诗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当时面临了与汉文帝相同的处境。

众所周知,毛泽东把儿子毛岸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从个人情感而言,毛泽东也是把爱子托付给了自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毛泽东希望自己的儿子在留学苏联、学农、学工后,又能够在抗美援朝血与火的战场受到锻炼。这其中包含了他对毛岸英巨大的希望,然而令人痛心的结局使毛泽东痛失爱子,同时彭德怀也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巨大光环下,内心深处搁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对不起主席,没有保护好毛岸英。虽然从未见两位伟人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示国什么,但双方的痛苦、愧疚、期盼,尽在不言之中。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深知汉文帝痛失爱子给贾谊带来的灾难后果,因此,他不希望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在这首诗中,毛泽东等于是明确告知彭德怀: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也是“寻常事”,希望彭德怀不要过于“哀伤”。这首诗表露了毛泽东内心世界的冰山一角。可惜的是随着彭德怀出访苏联、东欧受到英雄般接待与毛泽东痛失爱子的巨大反差,和后来庐山会议“万言书”造成的公开对立,毛泽东终于将准备向彭德怀展露的胸怀彻底隐藏在心中。如果彭德怀在生前能够读到这首诗,也一定会充满感激和敬意,两位伟人的误解也会在心灵的碰撞中消散。然而,事实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这首诗终究还是成为了废稿。

综上所述,怀疑论者认为这首诗非毛泽东作根本站不住脚。彭明道先生文中曾指出:“后两句更不好理解,难道梁怀王堕马而死,作太傅的贾谊要像没事人一样,仍然去作赋吟诗,写他的政论文么?”如果他理解了毛泽东创作此诗的真正含义,也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关于《七律·咏贾谊》,怀疑论者曾逐句评点,认为“这是一首格律不调、辞语不通的平庸之作”,故非毛泽东所作。因此,我们也逐句评点一番。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关键在前句,怀疑者认为:用“少年倜傥”形容贾谊是庸俗的吹捧,毛泽东历来就十分反感的,终其一生,也没有见他以“风流倜傥”之类的轻浮谀词去赞美过任何人,包括今人和古人。同时,用“廊庙”一词,是在不能错的地方错了平仄,如改成“庙廊”正好符合七律平起正格,毛泽东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这些观点本身就很值得推敲的。怀疑论者大概认为“英俊天才”确为毛泽东形容贾谊常用词,而“少年倜傥”为仅见,故有怀疑之理由。然而,毛泽东评价贾谊次数之多,本来就非其他历史人物可比,如果要他每次都用“英俊天才”来形容也委实难为他老人家了。为什么就不能换个词呢?况且,我们也实在看不出“英俊天才”与“少年倜傥”哪个更雅,哪个更俗。至于“廊庙”改成“庙廊”或许平仄上更符合规律,可毛泽东为不拘一格之人,他想将这个词颠倒一下,也没有什么不可,毕竟颠倒之后,一点也没有影响词义,非要倒回去以符合什么格律之类,也不是毛泽东的性格。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怀疑者特别是彭先生认为:贾谊是“不能怎么做”说得多,“应该怎么做”说得少的人,更不能将贾谊之论视同能抵百万军队。“胆照华国树千台”的本意指的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是贾谊的错误之说,毛泽东绝不会去夸奖贾谊的错误主张的。

而事实究竟是怎样呢?我们首先概述一下贾谊思想体系的核心所在。所谓贾谊思想实际上是融合了先秦儒家、法家、道等诸家思想的精华,并将这些学说演化成具体的治国方略,以奏疏的形式上疏汉文帝。如“国家垄断铸钱”、“定制度兴礼乐”、“削藩”、“重民”、“民本”等,这些方针策略一部分被汉文帝所采纳,而绝大部分则没有采纳。不久以后,汉武帝在一系列的国策上采用了贾谊方略,并取得空前成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汉武帝时,朝廷向长沙贾谊故居颁赐“大汉敕刻纪功碑”的举措,也才会有汉武帝念贾谊之功,将贾谊之孙二人任太守之事。可见贾谊不仅不是光说“不能怎么做”,而且还有扎扎实实的治国方略,并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政论家。正如王兴国先生在《湖湘文化纵横谈》一书中评价:“贾谊创立的阳儒阴法,或称外儒内法的思维模式,后来为董仲舒继承和发展成了整个中国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统治思想模式,即‘南面之术’。其影响决不可低估。”

毛泽东一生深受贾谊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诗中指的并非贾谊理论就是兵书可以指挥百万兵,而是指掌握、研究透了贾谊之说,胜过有百万军队。

至于“胆照华国树千台”之句,一般认为“树千台”指的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怀疑者认为“众建诸侯”是贾谊一个矛盾而又失误的谋略,因此毛泽东不会去夸奖贾谊的这一谋略,真相究竟是如何呢?

毫无疑问,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略不仅不是错的,还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恰恰是怀疑论者们曲解了“众建诸侯”的本来意义而已。贾谊在去世之前,连续上疏文帝,指出诸侯王反叛的危险性,并建议将实力大的诸侯国分小。贾谊在《治安策》中明确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为什么长沙王没有反呢?“长沙王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贾谊主张用和平方式将大诸侯国分小,以皆大欢喜的形式“众建诸侯”,使之丧失与中央对抗的能力。对此,后来晁错虽然执行了贾谊方略,但手段强硬了点,才造成了“七国之乱”。汉武帝掌权后,主父偃彻底领略了贾谊的战略意图,向武帝建议施行“推恩令”。“推恩令”的本质是: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以在封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纸“推恩令”实行后,则“王子无不封侯则诸侯益弱矣。”毛泽东极为欣赏贾谊在削藩这一问题上的高明,加以高度赞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关于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之句,怀疑者认为:“英雄”颠倒成“雄英”毫无道理,而且贾谊既算不上英雄,也并非“无计倾圣主”,反到是很得圣主眷顾,“夜半虚前席”即为例证。

这些理由同样不能立足。毛泽东在诗中将“英雄”倒置为“雄英”有加重语气的作用,这也是大家作文的惯用手法,况且也没有影响读者对词义的理解。至于“无计倾圣主”一句,毛泽东恰恰非常精确地点明了事实的真相:对于贾谊而言,“夜半虚前席”只是汉文帝欣赏他言谈的一种姿态,何况当时还有求于贾谊为爱子之太傅,而真正在治国之策上,贾谊的一系列谋略大多没有被汉文帝采纳。从贾谊任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到任梁怀王太傅,贾谊先后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如建议“列侯之国”、上《论积贮疏》、建议“重农”、“定制度兴礼乐”、“国家垄断铸钱”、“削藩”、上“三表五饵”对付匈奴等等,除“列侯之国”与“重民”被文帝采纳外,其它一系列方略都被汉文帝忽视,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才被全面采纳。因此“雄英无计倾圣主”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之句,怀疑者主要认为“空白汨罗步尘埃”不好理解。1998年长沙贾谊故居校订碑廊内容时,湖南诗联名家虞逸夫先生就在“白”字下打了问号,疑为“向”字之误。怀疑者还认为:“同惜”和“空白”连读十分勉强。他们认为贾谊毕竟不是追随屈原投江而死,只是忧郁而亡,与屈原投江性质搭不上界。因此怀疑者认为将这样的诗文推在毛泽东身上有“肆意贬损”伟人之嫌。

事实上,“空白”与“空向”本就无多大差别,“空白”是指贾谊写《吊屈原赋》,白白凭吊了屈原,自己还是步了其后尘;而“空向”则更明确一些。对于是不是步了后尘,前文已经有了阐述,贾谊之死是“谊不食,毒恨而死”,绝对不是忧伤而亡这么简单,投江自尽与绝食而亡又有什么区别呢?

关于毛泽东这两首诗的争论一直是沸沸扬扬,这对贾谊故居确实产生了一定压力。作为学术问题,有学者认为诗中存在艺术上的缺陷也是一种正常现象,毕竟这两首诗都是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发表的。之所以生前未能面世,前一首诗应该主要是毛泽东对作诗所反映的内心想法有了改变,而后一首诗或许本来就源于毛泽东对诗的艺术性有待完善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二诗为毛泽东的亲作。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仍然不会动摇对两诗作者为毛泽东的看法,已有碑刻将继续长存于千年古宅之中。

(长沙市贾谊故居管理处     吴松庚) 

 注:本文发表于《粤海风》2006年第4期 新编总第55期(20067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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