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军文告看李富春在长征中的作用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红军长征无疑是一篇壮美的篇章,他记载着湘江之战的惨烈,娄山关胜利的曙光,巧渡金沙江,飞夺沪定桥,抢渡大渡河,“当年鏖战急”。一幕幕红军战士血与火的英雄壮举,让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无不为之震撼,为之感佩。

长征征途,李富春所领导的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公告,为实现红军伟大的战略转移,提高红军战士的认识能力,促成长征沿途千百万人民群众支持红军,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所掌握的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时期发布的文告,来分析李富春在红军长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一、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完成红军大转移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1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保了长征军事决策权掌握在正确的领导者手中。

 红军长征前夕,李富春一直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委,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李富春领导下的江西省委,从物质和兵源上为红军的反“围剿”战争和战略大转移给予了得力支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以后,193410月初,李富春奉命到达临时中央驻地接受任务: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负伤未愈,暂时不能领导总政治部工作,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临危受命,李富春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中。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1010日黄昏,李富春率总政治部随第二纵队踏上了长征的征程。

红军长征初期,战略转移是高度保密的。只是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中决定。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的个人专断,导致了战略方针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到惨重损失。通道会议上,中央领导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此后,长征时期红军的重大方针逐渐转为党内会议研究,集体决策。

李富春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等身份,参加了长征时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且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参与研究制定了党的系列重大决策。

湘江之战,使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并没有改变博古等原定的主意。红军行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已经调重兵,布置好“口袋阵”等候红军钻进去,予以一网打尽。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12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在湘江战役中,李富春所在的第二纵队走在后面,遭敌军攻击严重,红军损失更为惨重。在黎平会议上,李富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及时署名签发了《湘江政治部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黎平会议后,红军按照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新方针,向西挺进。19351月初,突破乌江天险,攻占古城遵义。

19351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结果。长征以来特别湘江战役以后,进一步暴露了“左“倾领导者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包括李富春在内的广大指战员开始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和领导问题。中央政治局在通道、黎平等地召开的会议虽然解决了红军前行的战略方向问题,但没有解决领导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红军就难以彻底的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注①。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周恩来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批驳了博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彭德杯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注②。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后,李富春及时向总政治部传达会议精神,讲话中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围剿”斗争中的杰出作用。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并形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就确保了长征军事决策权掌握在正确的领导者手中。

2坚决贯彻党在长征中的系列重大决策,维护党的领导,确保每个具体战役和行动的顺利实施。

红军长征文告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将要实行的军事行动、战略意图进行强有力的战斗动员、宣传鼓动。

在长征出发前夕,刚就任的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与副主任贺昌对红军政治思想工作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在《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训令》中指出:“各级政委及政治部必须迅速地适合战斗环境的转变,坚决改变政治工作的方式,必须正确地估计到由阵地性质的战斗突然转变到长途行军与运动的时候可能发生的恐惧、迟缓、不习惯行军、大批落伍、失掉联络、抛弃武器公物与发生疾病的现象,必须预想采取有效的克服办法。”为此“应从政治上发挥部队的攻击精神,充分解释行动的意义,加强对战士的军事教育。”文件强调,“根据过去行军经验与教训,健全行军中的政治工作,应在行进与大小休息的空隙中,经过政治指导员、政治战士与党团员来不疲倦地进行政治工作”。“保证国内战争和苏维埃运动胜利地发展。”这份训令和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长征的命令精神完全一致,为即将开始的红军战略转移中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

1011,长征出发的第二天,李富春根据行军中将会遇到的种种问题,署名发布总政治部《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就此作出严格而具体的规定。首先,要对红军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提高部队的战斗精神。团政治处要有计划地指挥与帮助各连队,利用白日掩护宿营时,依据政治课教材,进行宣传鼓动,提高战士在进攻战中的胜利信心与决心。

在中央红军准备突破国民党封锁线的前夕,19341018日李富春发布了《命令》,以配合这次至关重要的突围战。《命令》指出:“目前正负着伟大的重要的任务,红色指挥员、战斗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深刻地了解这次战役的重要性,这次战役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反攻战斗之开始,这次战役之结果,将决定革命战争及赤运动的更大的开展,我们整个部队及每个红色战士,应该紧张自己一切的努力,来完成当前的战斗任务。”1021日至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这是长征途中红军面对的一场最残酷的战争。1025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联名发出动员令: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并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的注意自己侧翼之安全,如敌人向我侧翼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自己的前进的道路。动员令还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以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之疲倦、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完成胜利任务上之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的提高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注:③。在抢渡湘江的过程中,部队认真贯彻了中央和总政治部提出的要求,同敌人展开了殊死博斗,最终突破重围。但是这次战役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的错误决策,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党中央在黎平、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了迅速贯彻中央政治局《决议》精神,193513日,李富春立即发出《政治训令》,指出:“根据党中央政治局11日关于在彻底粉碎的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中,创造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决定,特有如下新的政治训令。”1月初,红军突破乌江天险,攻占古城遵义。在遵义城李富春相继发出《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布告》、《红军总政治部通令》宣传共产党主张和严格的军队纪律。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围追堵截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在这情势万分严峻时刻,28在扎西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扎西会议后,216日李富春向部队发布《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指出:“主要是进行作战鼓动。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地打胜仗。必须根据党中央与中央军委告红色战士书,在连队中利用休息时间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讨论,特别要巩固在云、贵、川边境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佯攻贵州,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以上红军文告,都是红军总政治部对每一个战役或重要军事转移行动前的政治工作命令、训令或指示,强有力地宣传了战斗和行动的重大意义,积极鼓励广大红色指战员英勇战斗、奋力杀敌,争取战斗和军事行动的胜利实现。

3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维护红军的团结,确保了红军发展的正确方向。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迎接一、四方面军的会师,李富春领导总政治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团加大政治工作的力度,向指战员广泛宣传解释两大主力会师的伟大意义,要部队注意克服以为会合后可以放下枪、弹安心休息的情绪,明确两军会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川西以致全四川。总政治部还发动各军团准备与四方面军联欢和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兄弟”。注:④。从前线到地方,从总部到连队,到处都在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而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

两军会师后,在红军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的焦点是红军究竟应该“北上”还是“南下”。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认为红军所在的懋功周边地区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主张红军续续北上,到川陕甘地区建立根据地。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南下川康或西向青新等地,认为可以避开国民党的强大军事压力。

发展方向问题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为了统一思想,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6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

两河口会议后,李富春作为中央慰问团成员派往红四方军慰问并向四方面军指战员传达这次政治局会议精神。当时,张国焘突然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等问题。很显然他是在向中央“要权”。在这期间,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直接打电报给中央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等等。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致电中央报告有关情况。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商议后,决定从大局出发,把原来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

为了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相继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李富春出席了这些会议。在沙窝会议上,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红军的任务,中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在毛儿盖会议上,中央指出张国焘所坚持的主张是不适当的,确定了继续北上的方针。会议当天,李富春与周恩来联名发出《红一方面军北进前的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政治机关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必要的物质补充。

为了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杨尚昆调到前敌指挥部总政治部工作,李富春接替杨尚昆的工作到三军团任政委。

李富春初到三军团时,部队减员很严重。李富春对政治工作有新的部署:一方面要对广大干部和战士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想尽办法搞到粮食,保证部队有饭吃,尽量降低非战斗减员。李富春多次召开师、团政治委员和后勤干部会议,布置任务,提出具体措施。经过艰难跋涉,李富春率红三军团走出了草地。

当右路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以武力要挟中央南下。为了贯彻党的北上战略方针,避免两军之间的冲突。92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果断作出决定,率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第二天,彭德杯、李富春致电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张国焘违背战略方针,令右路军南退,中央已去电申斥,中央今日率三军全部及军委纵队,开抵拉界,明日到俄界”。

912,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李富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李富春在发言中批判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应坚持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根据新的情况,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李富春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委。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坚持错误。105日,他在理番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18日,乘胜攻占甘肃南部的哈达铺。李富春等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要求:“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李富春立即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传达中央的精神,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

在哈达铺,从报纸上得知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李富春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部队继续北上。李富春参加了在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在吴起镇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批准了关于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决策。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红军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李富春坚定地支持中共中央、毛泽东继续北上的方针,始终与中央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党的领导,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确保红军行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提高红军战士的认识能力起了指导作用。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红军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红军战士对战略转移的伟大意义,对征途的艰难困苦的态度,对战略战术的理解,都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红军长征文告中,有一类是反映对红军战士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关怀、军风军纪方面的严格要求的重要内容。

1)、注重正面教育、宣传鼓励,详尽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势,号召发扬红军吃苦耐劳、顽强抗战的精神,来提高战斗士气。

李富春特别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在《关于宣传工作要点》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求我们最高限度的提高我们的政治工作,不仅在胜利的情况之下,能更加提高士气,而且要在困难的条件之下,团结红色战士,不灰心不丧气,坚定地为着我们光荣的任务,为着中国的工农解放而斗争到底,并把这个决心实现到每个战斗的动作之中。”注:⑤。

还在《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政治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注⑥。

19341018《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战斗的政治命令》指出:“高度发挥我工农红军所特有之吃苦耐劳、坚决勇敢、顽强抗战之精神,……以取得决定的胜利”。

193513《政治训令》指出:“为着争取反攻战斗的胜利,必须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与鼓动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战士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专与胜利的信心”。

“必须环绕在‘创造、彻底’中心口号下,针对我们行动发生的误解与曲解,在各连队战士中解释我们的胜利以及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注:⑦。

尖锐的指出:“目前转入反攻已具备取得反攻胜利的有利条件,(长途行军与战斗得到相当锻炼,我们已到了预定的初步目的地,有相应时机的休息整理与补充,有着很好群众条件的庞大机动的阵地,有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反攻胜利的配合,已取得先机之利的红军擅长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敌人却是疲敌之师,军阀内部矛盾,指挥不能统一,遭受群众的痛恨,给养运输更加困难等……)注:⑧。

“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惧怕敌人,逃避敌人的倾向,反对幻想现成苏区的情绪,因为这些倾向与情绪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注:⑨。

2)通过耐心说服疏导,深入解释讨论,战士们暂时不能理解的问题,来克服悲观厌战的情绪和各种困难。

长征初期,红军转移行动基本在夜间进行。李富春在《对于目前进行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中指出:“夜间行军时要肃静与有秩序,维持严整的军事序列。”为了防止战士掉队,纵队发给每个人一块白布放在背色后面,利用白布的反光,以便后面的人看得见前面的人;另外还要求每个人找一根棍子作手杖,以免跌交摔倒。

湘江之战红军受到重创,士气受到严重影响。李富春在19341221日签发的《训令》中强调:“要完成工农红军当前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地反对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悲观失败的情绪和生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如不严格执行命令,不注意保存武器与资材,自由行动以致掉队落伍,忽视红军风纪等。这些游击主义的继续增长,可以削弱红军力量,以致走到破坏红军的危险,各政治机关必须根据各部队的实际情况,具体的开展斗争来教育全体战士。”注:⑩。

193513《政治训令》中指出“为着准备胜利的反攻战斗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使部队休息。在军委决定改编的原则下缩编,解释(其)意义。”

在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前,李富春给各军团政治部的指示中指出:“在连队中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对重占遵义)的意义,进行深入的解释与讨论。”注:⑾。

“进行缩编要有充分的解释与准备工作,要解释改编的积极意义,反对一切误解缩编而产生的消极悲观情绪”。“要巩固和发扬红军勇于胜利的战斗作风与模范遵守阶级纪律的传统。我们在黔北、川南广大群众中已有好的影响,目前更应经常把克服疲劳和巩固部队的问题提到每个指挥员、每个政治工作人员的面前。”注:⑿。

“解释与鼓动工作单靠一两次会议是不够的。要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方法,特别是行军时的政治工作,针对红色战士的情绪与疑问,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注:⒀。

为了使部队保持良好的状态和战斗力,在李富春的号召下,还开展了大量的宣传鼓动性的文化活动,激励部队战胜困难,奋勇向前。

在夜行军的时候,用白布、白纸预先写些关于“夜行军须知”的大字标语和鼓动口号,利用月光在大路转弯处或有标兵处置于路边,由后卫部队收拾。

遇到山高路陡难爬的山,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队就在行军的路上摆着宣传棚,放置留声机,放一些有激励性的歌曲或诙谐逗笑的曲艺。为鼓励行军,提起部队精神,在行进路边的石头上,用粉笔写着:“同志们努力呀!”“竞赛一下,谁先上山顶?”

在宿营休息时或战斗结束后,政治工作人员组织说笑话、讲故事、唱歌、化装讲演来活跃情绪。有计划的进行娱乐活动、开同乐会、晚会、聚餐等。

利用各种小传单、捷报迅速地把胜利消息传播全军,鼓励战斗。

总政治部还要求每一个连队都要定出“行军时的卫生须知”,向指战员们宣传、解释。如:反对喝冷水吃生东西,每天设法烧热水泡脚,行军走热了不要乱脱衣服,每天清扫宿营地、厕所,不随地大、小便等。这些措施都是防止部队战士不得军团传染病,保证了好的体质行军打仗。

这些周密的政治工作措施,都是帮助战士尽快恢复体力,活泼情绪,减轻、消除疲劳。

3)妥善安排好后勤供应工作,抚慰伤病员。

193513《政治训令》中指出:“政治机关应指导没委与供给机关,有计划补充衣服、绑腿、草鞋及必需品,领导卫生机关对伤病员治疗,争取归队”。

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中,进一步指出:“我们依靠战斗的胜利进行赤化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建立相当的后方,可以较为安妥地处置病员,有计划的大量收集资料。”“以前沿途寄放的伤病员,属于哪个部队的,派人去慰问,并解决他们的困难。”“如果已痊愈可归队的,应进行欢迎工作,鼓动战士给他们打草鞋、送衣被等,给红色战士以好的影响”。

4)、通过严明军队纪律,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严格规定,并加强检查、批评,来克服侵害群众利益和脱离群众的行为。

193517,中央红军解放了遵义城。18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了《一八通令》。规定了“进遵义城的八项注意:(1)整齐武装服装;(2)不掉队落伍;(3)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4)到宿营地后外出要请假;(5)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6)不乱买东西吃;(7)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8)注意卫生…………”。

《政治工作指示》中还指出:“自遵义出发后,疲劳给养之不足,政治工作也不深入,散漫疲劳现象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能严格遵守……,这些是与部队的巩固,纪律的保持,尤其是战斗情绪的发扬,水火不相容的”。注:⒁。

还规定:“进行严整军纪的教育,严格执行与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实行。在沿途及宿营地征集给养,必须有政治工作人员同去,严格保证不乱打土豪。”注:⒂。

19341022《通知》指出“注意筹款及征集资材的工作,应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来执行阶级路线,不许丝毫损害工农群众的利益以及无组织的乱没收行为。”没收品如金钱、日用品资材等,应集中团供给处送没委接收登记,分配部队及群众。”“严格以组织上的制裁。”

5)通过对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周密具体的工作指导,号召用以身作则的行为垂范,来作战士们的行动表率。

在《政治训令》中要政治工作人员:“为着适应目前新的环境与巨大的复杂的工作任务。政治工作方式应有连续的极大的转变,克服零乱应付的不深入的工作状况,加强巡视工作,速传达上级指示,反映下层情况,迅速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政治工作的紧张的正确执行与政治工作人员艰苦的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有着决定的意义。”注⒃。

总政治部特别着重指出并号召政治工作人员“为着胜利,必须最高度的加紧政治工作,并应使之适应于战斗”。“出发前,可以连为单位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解释本命令及进行热烈的战斗鼓动。接敌时,运用个别的谈话、叫口号、以个人的模范来率领战士”。注:⒄。

6)加强连队的政治领导,在连队中建立党组织。

1935216《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注意审查干部与加强对干部的领导,配备党团员健全连队组织。”“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连队中的党支部工作。突击改变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建立模范党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扬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

“动员连队竞赛,争取群众扩大新战士,建立新战士中党的组织,须补充训练后,分配到连队中去”。注:⒅。

“分配政治干部健强连队的组织,加强连队的政治领导,把工作中心放到连队中去”。注:⒆。

大量的红军文告,已充分地证实李富春所领导的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途中如此广泛深入地开展红军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通过平等的说明,耐心的解释,民主的讨论,这种互相尊重、互相沟通、互相理解的方法,促进了红军认识能力的提高,极大地激发了红军战士的革命热情。使我们的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蒋介石军队围追堵截打不垮,万水千山难不倒,艰难困苦磨不散,是革命战争中锤炼出的一支思想坚定、作风顽强、团结向上、克敌制胜的英雄军队。

三、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为实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起了促进作用。

红军长征中,红军总政治部还对各部队和途经地区的人民群众发布了红军文告,主要为发动群众,宣传红军政策,保护群众利益方面的内容。

湘江之战后,红军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越城岭少数民族聚居地继续往北转移。能否与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对红军顺利通过此地,实现既定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进入越城岭之前,19341119日,李富春以总政治部名义致电各军团政委政治部,下发“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向少数民族宣传红军的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立和民族平等”的思想。进入越城岭之后,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及对瑶苗民的口号》的文件。

19341224,在致一三五九军团电中作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指出:“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的行为。”

19351月,红军进驻遵义城,李富春签发《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布告》。布告宣传:“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坤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而奋斗”等政治主张。还提出“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对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对于白军士兵欢迎拖枪来当红军”;“对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自由营业”等主张。并告之“红军是有严格的纪律性的军队,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公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了红军,宣传了红军政策,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打破蒋介石对红军围追堵截的新部署,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222日,李富春签发《红军总政治部告遵义及黔北群众书》,公告解释了红军回师东进的意义,宣传群众自动武装起来无情地摧毁旧的统治势力,消灭民团白军,打土豪分田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内容。

193513日给部队的《政治训令》中指出:“有步骤的开始赤化工作,使每个地方的工作的同志与战士了解执行。需要进行赤化工作,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阀与地主武装,要从发动群众斗争中扩红。”“没收地主,枪决反革命,向富农捐款,均须张贴布告,广大的宣传、鼓动、发动群众。”

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中指出:“发动群众斗争,发展游击战争。动员宣传队及战士告遵义及黔北群众书,解释回师东移的意义,宣传群众武装起来,建立政权。”“从新战士中选积极分子,由地方工作部办随营训练班。”“组织成游击队,给以游击队教育”,“随时分派出去。”

1935227《关于瓦解白军的命令》中指出:“瓦解白军,夺取广大白军士兵是现在最紧急任务之一。依靠此工作,使我们顺利战胜四面的敌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军政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即《不当白军当红军》等口号和打油诗。

强调政治干部的纪律“对敌俘保护”,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除发布文告外,李富春还亲自组织政治工作人员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如:解放遵义城之后,李富春在遵义城内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李富春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保护工商业,动员积极分子参加红军。各界代表登台讲话,拥护红军,拥护李富春提出各项主张。

会后,李富春派红军女战士李坚真到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组织宣传队到街头向群众演说,写标语,画宣传画。总政治部派人教学生唱《决战在今朝》、《送郎当红军》、《红军真快乐》等革命歌曲。文艺宣传队为遵义市民编演活报剧。

红军所到之处和战斗过的地方,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武装,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救济受贫苦农民,充分发挥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

红军经过的地方,虽然大都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但他们把从心底里喷发出来的满腔热情,来支持革命,支持红军,支持长征。例如:

1)在建立了地方政权的地区,积极组织群众参军。出现父送子、妻送夫的大好形势,使红军迅速扩大,壮大了长征队伍。

2)积极组织捐款和资材。为配合红军长征继续北上,地方政府组织群众筹集粮食、衣物和药品。

3)冒着生命危险寄留伤病员、为红军带路。

这一切体现了人民的军队为人民,人民的军队人民爱的鱼水之情。

1935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深刻指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如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长征时期,在李富春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了深入的政治宣传动员和文化活动,密切了红军与当地群众的关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大大地促进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全民族最强大的力量。   

红军长征文告,全面反映了李富春领导的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中维护党的领导,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红军战士的认识能力,凝聚了军心;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为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赢得了民心,为长征走向胜利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

当我们重温红军长征文告,回顾中国革命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实的时候,我们倍感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更加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今天,我们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以长征精神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同时,要深刻理解、认真记取:维护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依靠人民群众,这些长征取得胜利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它将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富春故居纪念馆   李佩兰)

注释:

①《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8月版。

②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③党中央及总政治部《致各兵团首长电》19341125日。

④《关于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1935613日。

⑤《关于宣传工作重点》193541日。

⑥⑾⑿⒀⒁⒂《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的政治工作指示》1935216日。

⑦⑧⑨《政治训令》193513日。

⑩⒃⒅⒆《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19341221日。

⒄《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战斗》19341018

(本文作者系该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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