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出土简牍及相关考察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内容提要: 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初长沙出土简牍的历史、状况、内容进行了简要疏理与归纳,将长沙发现简牍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章介绍了长沙简牍的九次发现及简牍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文章从长沙的自然地理环境、简牍的保存条件、出土时代背景、形制特征、年代序列、内容特点、埋藏方式等七个方面对长沙出土简牍进行考察,得出初步的考察结论。

词:长沙 简牍 考察 特征

一、考察说明

长沙是我国出土简牍最多的城市,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见诸报道的发现次数达九次之多,数量从几十枚到十余万枚不等,出土数量之多迄今仍居全国之首。年代跨度上抵先秦下迄三国,几乎涵盖了我国简牍流传与使用的主要时期,出土简牍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纵观长沙出土简牍的历史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建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牍均出自于城市郊区、农村的古代墓葬之中,皆因配合城乡基本建设与特殊时代的军事战备工程而发现。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至本世纪初,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实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改造扩建时期,简牍出土除墓葬之外,大部分出土于城市的中心地段,那些因高层建筑非深挖基础方可见到的古代遗址之中。

今所见长沙出土简牍大部分为简牍行政文书,一小部分为丧礼专用的遣策包括少量的古佚书。出土于墓葬中的简牍大部分为遣策文书,另有一小部分可视为古籍;出土于遗址中的简牍则大都为行政文书与私人文书。本文对第一阶段所出简牍做简要的叙述与归纳,对第二阶段新出土简牍,因大部分尚在整理之中,故根据已整理发表的状况,择要予以介绍。对长沙出土简牍的一些特点进行了相关考察。

 

二、长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简牍出土的情况

 

(一)1951年-1952年长沙出土楚汉简牍

195110月-19522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配合长沙城郊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的145座楚汉墓葬中,五里牌406号墓发掘一组楚简,徐家湾401号墓发现一枚木 伍家岭203号墓发现十枚封检。

1、五里牌406号楚墓,年代属战国中期(公元前四世纪)。墓圹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口长5,宽4.2,底长48,宽3.75,深7.5米。葬具系二槨二棺,内椁置棺,内槨与外椁之间的空隙为边箱,用以放置随葬物品。竹简发现于北槨箱内偏西处,该墓四十年代曾被盗扰,竹简摆放的位置是根据当年的盗掘者口述绘制的。竹简保存情况较差,出土时呈黑褐色,全部残断,计38枚。竹简残长213.2厘米,宽约0.7厘米,简文书写在竹黄面,每简残存16字不等。经中山大学楚简整理小组拼缀,复原18枚,内容属随葬物品的遣册,所记物品重要有鼎、勺、杯、车、戈、驽、弓等,这批遣册的特点是在竹简的上半段记录器物的名称、数目,下半段记录器物所在的位置[1][2]

2、徐家湾401号墓,年代属西汉晚期(公元前一世纪)。墓室分前后两室,前室属外藏,长8.0,宽13.7米,分东西二室;后室属正藏,长12.34,宽11.1米,外藏主葬礼器及日用品,内藏主葬墓主棺柩,在棺室部位发现银印一枚,上铸“刘骄”二字。有专家推测该墓主“刘骄”系王族。外藏东室获签牌一枚,长11.8,宽3.1、厚0.30.5厘米,上书“被绔函”三字[3]。有的学者释为“被袴函”或“紴夸系      (绹)函”[4]

3、伍家岭203号墓,年代亦属西汉晚期。墓室全长10.9米,分为前、中、后三室。该墓经盗掘,后室器物所剩无几,中室剩余甚丰,前室保存情形最好。封泥匣编号为203201,出自前室,共计10枚。平面长方形,正面有一方形凹槽,用以嵌绳附泥,书字一面倾斜。其一枚墨书“鱼鲊一斛”四字,长5.8,宽2.05,厚1.35,凹缺长2.5,深0.93厘米。出土时封泥匣附近有10个带木盖的印纹硬陶罐,推测系悬结于罐上,匣上所书文字,当系标明罐内所盛之物[5]

(二)1953年仰天湖25号墓楚简

仰天湖25号墓,年代属战国晚期(公元前四世纪末),已被盗。长方形墓室,上大下小,上口长4.484.75,宽3.23,底长4.404.58,宽3.163.46,深3.98米。葬具系二槨二棺,内椁与外槨之间空隙,形成南、北、西三个边箱。竹简位于北边箱内。经清理共得简42枚。其中完整者19枚,长20.2-21.6,宽0.9-1.1、厚0.12厘米。字大而清晰,书写在竹黄上,简中部的右侧削有两个契口,两者相距8-9厘米,以编连成册。每简字数2-21不等,基本上一简纪一事。这批简册有一特点,在简文的末尾,常注有“已”或“句”,有学者认为“已”字是验收的记号,表示已核对入葬,“句”字表示句销(勾销)而未入葬等。据传世文献,先秦丧礼有“读赗”、“读遣”的制度,简文末尾之“已”或“句”,也许就是“读赗”、“读遣”时留的记录。整理研究者认为,该批竹简性质仍属遣册,所记内容为随葬之物品清单,有服饰之物,日用之器,如衣、帽、屦、带及铜、竹、陶制品等。除墓主人自置外,还有赗赠者的姓名[6][7]

(三)1954年长沙杨家湾6号墓

杨家湾6号墓,年代属战国末年(公元前三世纪),未被盗。长方形墓室,长3.653.7,宽2.642.83,深4.62米。葬具系一槨一棺,棺与椁之间空隙隔成南、北、西三个边箱。竹简出土时装在位于南边箱的一个直径34厘米的大漆奁中,共出72枚,简长13.5-13.7,宽0.6厘米,上端4-4.1厘米,下端3.5-3.6厘米处一侧刻有系绳的契口。能辩字迹者50枚,其中13枚文字模糊,37枚文字较为清晰。除4枚书写二字外,余者每简仅一字,简文与随葬品不能对号入座,又无数量记载,与一般遣册不同,有学者认为是遣册,也有的认为可能是占筮的人名,其性质仍待考[8][9]

(四)1972-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简牍

两墓葬年代属西汉早期。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于1972年,即“文革”时期由当地某驻军医院挖凿战备防空医疗病室时所发现。发掘整理者推断其年代约当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至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期间。墓口南北长19.5,东西宽17.8,深20米,斗形墓室分四层台阶。墓底长7.6,宽6.7米,一椁四棺,棺椁之间空隙分隔成西南北四个边箱。出土简牍分两类,一类是竹简遣册,一类是木   。竹简312枚,置于东边箱。简长27.6、宽0.7、厚约0.1厘米,书写后用二道绳编联成册,每简字多者二十五字,少者二字。简文所记皆为随葬物品。所述物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动植物、衣物、竹木器、明器等。木 49枚,大部分出于西边箱,出土时有些仍系在竹笥之上,木顶部呈半圆形,有系绳的小孔,长7.1-12,宽3.8-5.7,厚0.2厘米。书文字主要标明竹笥所盛物品的名称,与遣册相类。

马王堆三号墓发掘于1973年,整理者根据墓的东边箱所出“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木牍,推断墓主下葬的确切年代为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该墓南北长16.3,东西宽15.45,深10.3米,斗形墓室,分三层台阶,墓底长5.8,宽5.06米,一槨三棺,东西南北四个边箱。共出竹木简牍610枚,包括“遣策”一卷,医书二卷。1、“遣策”计413枚,由6枚木牍和404枚竹简(另含三枚残简)组成。除纪年木牍出自东边箱,全部出自西边箱北端。简长27.5,宽1厘米,木牍长23-28,宽2.26厘米。简少则一字,多则二十四字,木牍少则二十五字,多则九十二字。纪年木牍为轪侯家丞向阴间冥府官吏移交墓主随葬品的文书,另五件木牍均是一组竹简所记同类随葬品的小结。“遣策”虽已散乱,但随葬品前后次序大体清楚,起首为纪年木牍,然后依次为男、女明童,车马,各种食物、漆器、土器,其它杂器和丝织物。2、医书200枚,与帛书、地图同出于东边箱一漆奁内,分甲乙卷,甲卷简长23,宽0.6-0.9厘米,每简字在20-27字,内容包括《十问》和《合阴阳方》两部分;乙卷简长22-29,宽0.5-1.2厘米,每简13-34字,内容包括《杂禁方》,《天下至道谈》两部分。竹简“医书”系汇编性资料,来源于抄本[10][11][12]

 

三、长沙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简牍的发现

 

(五)1993年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出土封检、木

年代属西汉早期。位于长沙湘江西岸古坟垸,墓葬规模宏大,长方形岩坑竖穴,墓口长15.98,宽13.1,深10米。使用葬具系“黄肠题凑”、“梓宫”、“便房”。题凑木400多块系楠木制作,垒筑于槨外达七层之多。二棺二槨,二槨之间用回廊连通,并放置大量随葬品。出土封检10余枚,长5-7,宽3-5厘米,封检上的封泥印有阳文篆书“长沙后府”四字,当为长沙王后府邸的简称。出土木120余枚,字数达3000余字,大部分出土于东回廊与南回廊内。木形制与马王堆汉墓相同,长9-13,宽6-7,厚0.2厘米,每 字少者2字,多者达706字,主要记录随葬品的名称、数量、产地、质料等。其中最多的是丝织品的名称,有帛、棉、禅、纱、锦、绮、缯、绣、绢、绫、罗等。除王后家丞自置外,还发现了皇帝、长沙王所赙赠的丧礼物品。引例:

1:陛下所以赠物:青壁三、绀缯十一匹、熏缯九匹。

2:青绪禅衣□、□□衣三、绢绪禅衣三、□禅衣一、白绪禅衣六、 禅衣一、相绪禅衣四、凡廿六衣,王裞。

3:素,练,白绮绪布禅襦廿廿                           五、青绮複裯裙一、练禅前袭四、青绮红複要衣二、白绮禅纱裙二、缇合裙一、白绮,素禅裯裙六、练,帛,素禅裙六十六。布,素,练,帛禅□廿、素禅裾七、帛□□□一,凡百五十五。故第十一。

该墓众多漆器上刻写“渔阳”二字,发掘者认为是墓主对所属物品的的标识,“渔阳”有可能是墓主生前的封邑之称或名字。这批木对汉代诸候王丧葬礼仪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3][14]

(六)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

199610月在长沙城市中心走马楼街的一建设工地的编号为22号古井内发现。J22号为不规则的圆形竖井,上口略小,中部宽大,底部收缩平缓。原井口以下2米被破坏,现存井口直径南北3.2、东西3.1、深5.6米,今地表7.9米。现存井口的二分之一(北部)遭施工破坏。

井内堆积物为四层:第一层为黄褐色土,第二层为简牍,第三层为灰褐色土,第四层为方形小木壁竖井及四周填塞黄褐色土。简牍呈坡状堆积,中间厚四周薄,厚薄不匀,最厚处达56厘米,薄处仅10厘米。底部不平整。摆放顺序,大木简(吏民田家莂)在上,竹木简牍在下。简牍保存情况较差,除木牍尚可外,大部分竹简因长年挤压及井内堆积物的污染,大多粘连结块,腐蚀严重,揭剥清理工作十分繁难。到目前为止,已全部剥离清洗完毕,经统计总数为10万余枚,其中有字简7.2万余枚,带字痕3万余枚,另有4万余枚无字[15][16]

吴简的形制分为大木简、竹简、木简、木牍、木 、封检等。大木简长49.8-56,宽2.6-5.5,厚0.3-0.5厘米;木简长24.2,宽1.5-1.9,厚0.4-0.5厘米;竹简长22.2-29,宽1.2-1.5,厚0.15-0.18厘米;木牍长23-24.5,宽6-9.6,厚0.4-0.9厘米;木7.5-11.2,宽3.3,厚0.3-0.4厘米;封检长12-17.5,宽5-6,厚2-2.6厘米。已整理部分所见最早年号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最晚年号为孙吴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其中建安年号顺延至二十七年。唯有一枚年号为“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此属孤例。这批简牍属于吴临湘县(侯国)及长沙郡的行政文书,从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吴简的内容以户籍、赋税为主,从目前整理的情况看大体如是。当然随着整理的深入,还会有新的发现。仅就正户民籍而言,由于清理揭剥十分注意其排列关系,其一户家庭、里、乡统计格式的基本轮廓渐已清晰。援例:

1)大男郑俈,年廿廿       二。   30341

      妻恩,年廿廿              30340

      子女汝,年七岁。     30339

      汝男弟增,年四岁。   30338

  ·右俈家口食四人     30337

2)嘉禾六年东夫夫  里户人公乘李果,卅一,算一。 30406

      果母小,五十七,算一。                   30405

      果妻世,年廿一,算[]                    30404

   ·右果家口食三人,訾五十                    30410

此为家庭户籍,户主之上大多冠以里名,里名之上有的冠以年号、年序。户主居首,依次列父母、妻、兄弟、子女及其它亲属,末尾为人口总数及訾税,有的还注明男女数。如:“右孙家口食九人,男四,女五”(31837)。家庭人口中从事各种职业者也一一署明,如“给州私学”(32081)、“给县吏”(30462)、“给羽射”(32043)等,还有身体状况和任役年令的说明,如:“腹心病”、“踵足”、“盲一目”。“阳贵里户人大女吴妾七十六,不任役”(31792)。

3)集凡五唐里魁周□领吏民五十户,口食二百八十九人(30380

其一百六十二人男。            30379

其一百廿七人女。              30378

其四户县吏。                  30377

其二户郡吏。                  30376

其□户州吏                 30374

其五户给新吏。                30373

其一户县卒。                  30372

其一户佃帅。                  30371

此为某里所辖诸户男女口数,任役情况的统计。

4)□集凡中乡领三百卅九户,口食一千七十一人。(30899

5)广成乡谨列嘉禾六的吏民人名年纪口食为簿。(21798

此为某乡所辖诸里之吏民户数,口食的统计。

户籍统计的详略各有不同,更为详备的统计格式见:《吴简·竹简壹》“集凡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8482)。“右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民口九百五十一人,吏口□□□,算一千三百廿廿     四钱”(4985)。统计的主要内容即为每户的人名年纪口食数,这是提供计算吏民任役算赋赀税的依据[17]

吴简的发现至今将走过10年,作为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考古界、史学界的一件盛事,倍受海内外关注。从最初的宣传介绍报道,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专著《嘉禾吏民田家莂》、《竹简·壹》、《竹简·贰》的陆续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暨简帛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及中日两国学者相继成立的吴简研究会、吴简研讨班等学术团体。各学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众多学者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相关论文多达240余篇,并有专著、专集问世等等。纵观吴简的整理研究的历程,经历一个从最初的惊喜振奋到目前冷静分析,深入思考的阶段。虽然这一过程仅是漫长的学术探讨路程的开始,但对前十年整理研究的所涉及的众多方面及存在的问题加以归纳,却是十分必要的。王素先生三年前所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对此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归纳与总结。提出的(一)关于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年代,性质与埋藏原因;(二)关于“田家莂”及所涉及田地的性质;(三)关于私学、已酉丘复民的身份与金民、还民、作部工师及吏民等问题;(四)关于其它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参考作用[18][19]。当然还有一些基本问题,如户籍、任役、赋税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由于受资料的局限对其探讨还未充分展开。

长沙吴简的保护整理工作,在经历了20022003年近二年的保护整理专题项目申报、论证、审定的相对平静期以后,自2004年起,明显地加快了其整理的进度,预计在今明两年会陆续推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竹简·叁》、《竹简·肆》,虽然我们无法断言总册数是多少,但相信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预计不久将会迎来一个吴简研究的高潮,而‘吴简学’的创立,也应该指日可待![20]

(七)1997年九如斋(科文大厦)出土东汉简牍

九如斋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西北角,与走马楼对角相望,相距二百余米。东汉简牍出土于编号为J3J4J5J18J22六座古井中,各井数量不一,总计约200余枚。简牍木质,色呈黄褐色,长23,宽3-5,厚0.3-0.8厘米,形制分简、牍、封检、木等。其内容大致是官府文书、信件,伴随不少习字简。发现一枚有纪年的习字简,简文“延平元年二月甲辰朔十日庚申长沙太守君丞卿叩”。“延平元年”为汉殇帝刘隆的年号,即公元105[21]

(八)2003年长沙走马楼8号井出土西汉简牍

简牍出土于编号为J8号的古井中。J8东距走马楼街80米,距出土吴简的古井95米。圆锥形竖井,口径88,深3.40厘米,底部收束呈圆尖状。井内堆积物分为三层:第一层为黑褐色淤泥,出残简片60余枚;第二层为简牍层,挟杂大量的竹屑残蔑;第三层黄褐色泥土,少量竹简及灰陶汲水罐。经清洗实际所得出土简牍约二千余枚,形制分为四种:Ⅰ型、长46,宽1.8-2.1,厚0.3厘米,两行文书;Ⅱ型、长23,宽2.7,厚0.3厘米三行文书;Ⅲ型、长2.3,宽1.8-2.1,厚0.3厘米,两行文书;Ⅳ型、长23,宽0.8-0.9,厚0.3厘米,单行文书。简牍发现四~九年纪年历朔,据银雀山汉墓出土西汉元光元年历谱推算,四~九年的历朔均与汉武帝元朔,元狩的历朔相合,其年代应在公元前125-120年左右。查《史记》,知公元前128年长沙康王刘庸即位,在位二十八年,简文所见四~九年,推测当为刘庸自建的纪年[22]

出土简牍大多为官府文书,一小部分为私人文书,内容大多涉及司法方面。其中有关起诉的告劾文书及审理案件的爰书数量最多,每简字数多达百字以上,罪名有“纵火”、“诈伪书”、“逃亡”、“纵罪人”、“劾不以实”等,徒刑有“髡、钳、笞、钛左止”等。另有对传舍的调查实录及乡级上计文书。援例:

1、四年五月甲子朔庚寅案事长沙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辰阳令史野劾。六月丙申案事长沙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移辰阳以律令从事言史相府/相史驾率史纵

2、案将田秦陵斥僮移运薪上粟作□劵曰钱五千七百八十一,缣缯四匹一丈九尺二寸直钱千九百七十一,□□二匹一丈五尺七寸直钱千一百

廿廿   九,缇缯三丈五尺直钱四百五十五,素缯五尺五寸直钱卅九。

3、五年八月丁亥朔戊申便侯相嘉移临湘少府大仆江陵临诅□□□夷道案赎罪。

4、案传舍二千右舍西南向马廡二所,並袤丈五尺、广八尺。杜()()瓦各十九枚,竹马仰四,井鹿车一具不见,磨坏败。

走马楼西汉简牍的出土,对于研究汉长沙国的历史、地理、法律、郡县、疆城、以及古代文书制度,简牍制度等增添了重要资料。该批简牍由于泥垢粘结紧实,仍在清洗之中[23]

(九)2004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

东牌楼与走马楼相邻,仅一墙之隔。简牍出土于编号为J7的古井中,J7 为圆形袋状竖井,径1.2米,现深7.6米,井内堆积自上而下分为一~五层。简牍散乱分布井内二一五层,共出简牍426枚,其中206枚有字,220枚无字,形制分为木简、牍 、封检、封匣、签牌、刺、异形简等。木简长23-23.5,宽1-2,厚0.1-0.6厘米,木牍长20-24.5,宽2.2-6.3,厚0.1-1厘米;封检分为契形、船形、“F”形;签牌、名刺、异形简数量较少。简牍写于东汉灵帝时期,发现东汉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的四个纪年,最早为建宁四年(171),最晚为中平三年(186)。性质属于长沙郡和临湘县通过邮亭收发的公私文书。内容分为公文、私信、杂文书、习字等类,其中具有明确纪年的《建宁四年益成里户人公乘户籍》、《光和六年(183年)监临湘李永例督盗贼殷何上言李建与精张诤田自相和从书》、《中平五年(188年)临湘守令臣肃上言荆南频遇军寇文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所见草书和新兴的行书、正书的书法价值亦十分重要[24][25]

 

四、长沙出土简牍所见的一些特点

 

1、长沙的自然地理条件

长沙位于我国东南部,属于湖南中部丘陵中的一个山间盆地或称丘陵性盆地,湘江从长沙盆地西缘自南而北穿过,湘江东岸大都是冲积平原,这是在最近的地质年代,由河流冲积物长期堆积而成的地形,主要由棕红色粘壤土与砂岩组成,海拔约4060米,地势低平。长沙市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内。长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植物生长提供优越的环境,代表性的植被类型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盛产毛竹、杉木、马尾松等。长沙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宜古代农业人群长期稳定居住,而这种稳定性一直保持到近代,长沙城市中心位置保持2000余年而没有变化的情况,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亦属少有。考古发现证明,现长沙城市商贸中心区,自秦汉始一直是人口居住的稠密区,历代官署、王宫均设置于此,这种自然与历史因素的交互作用为人们物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基本条件。

2、简牍出土地点保存条件

从简牍出土地点的分布状况看,城区以外均出自墓葬,城区以内均出自遗址的井窖里。墓葬因埋藏条件,如白膏泥、木炭、密封、深埋等原因使简牍得以保存。井窖则因红壤的质地紧实,酸性强,透水性差,地下水位高、深埋等因素使简牍得以保存。

3、简牍出土的时代背景

长沙简牍的出土的时代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配合城乡建设工程、战备工程,经考古专业人员科学发掘而获得的。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简牍出土地点更多的由城外的郊区、乡村转入城市中心,由墓葬而转入遗址。这一现象与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早期阶段的特征密切相关,即现代商区的建设往往首先选择在有着悠久历史的老城区内,尤其是繁华的闹市中心。而这一区域恰又是在古代城市的基础上承续发展起来的,地下保存着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内涵丰富的各类古代遗址、遗存。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与文物保护法规的滞后的状况,在带来重大考古发现惊喜的同时,所产生的弊端则是造成了与简牍密切相关的古代遗址、遗存的其它重要信息的缺失与破坏。近十年长沙地下简牍的不断发现,一再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种建设性的破坏近几年开始得到有效的遏制,但破坏的却已无法再挽回。

4、简牍形制特征

简牍的形制,品类,总体上说与中国其它地区所出大同小异,其功用也基本一致,如简、牍、封检、刺、签等,唯独大木简(三国吏民田家莂)与大封检(东汉诤田自相和从书)全国仅见。

5、长沙简牍年代序列

历史跨度长,年代相互衔接,自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时间跨跃战国、西汉、东汉、三国(缺秦、晋),基本上涵盖了我国简牍传布使用的时代。虽然根据典籍记载,简牍的历史可以追朔到更早的商周时期,但我们目前只能按考古已发现的材料来说话。

6、长沙简牍内容的特点

就基本内容而言,墓葬所出均为遣策与木,纪录的内容多为随葬物品的名称、种类、数量,少见部分古籍。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200余枚医简。马王堆汉墓虽未出简册典籍,其所出的帛书《老子》甲乙篇,《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可视为书写的不同材料,与简牍性质是一样的。有的学者认为马王堆医书简中木简《杂禁方》与帛书《养生方》、《杂疗方》应当是一部[2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书也可用不同材料书写,并没有严格区分。典籍用帛或简抄写,反映的或是墓主人个人喜好,似无贵贱之分。其它地区所出典籍的简册如荆门《老子》[27]、银雀山《孙膑兵法》、《孙子兵法》[28]、阜阳《诗经》、《周易》[29]等亦可为证。遗址(井窖)所出大多为官府行政文书与私人文书,是当时的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思想行为方式的记录。由此可见长沙墓葬与遗址所出简书的性质有较大的区别。前者是遵循一定的规则,如按丧葬礼仪、制度来操作,内容格式固定,例如遣册。且有的简书内容产生的时间早,流传时间跨度长,例如典籍。后者则无规律可循,随意性很大,弃埋时杂乱交错,但内容富于时代特征,流传时间跨度短,涉及面广泛。因而两者的研究价值各有侧重。与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汉墓出土简牍相比,长沙墓葬出土简牍缺乏反映当时的法律、户籍、赋税等行政活动的记录,这种差别仅用墓葬遭盗掘来解释尚缺乏说服力,其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7、长沙简牍埋藏特点

墓葬所出简牍皆为人们按丧礼的规定事前准备,其摆放的位置事前似已有规划设定,这类简册的埋藏有着固定的程式和位置。如马王堆三号墓的遣册是用丝帛等物包裹后,在举行葬礼仪式过程中摆放进去,尤其摆放在东槨箱随葬品第一层的“告地书”木牍,应是埋藏者(墓主家丞)在行将封埋之前代墓主向虚拟中冥府的官吏移交墓主随葬品的文书。而遗址井窖所出则为人们所废弃,只是废弃的方式不同。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走马楼西汉简、九如斋东汉简、东牌楼东汉简,出土于井内若干堆积层位中,与当时人们遗弃的生活垃圾,残砖碎瓦,竹头木屑混杂在一起,有的简牍还有火烧的痕迹,有的则为习字的练习册。这种被视为废弃物的简牍,常常是随着井的废弃而被一次性填埋。此以东牌楼简牍为例略作分析,该井最底层(第五层)发现“光和二年”(公元179年)的纪年简牍,然而在晚于它的第四层及更晚的第三层却出现早于它的“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纪年简,两简时间相距八年。同样的情况,在第四层发现“中平五年”(公元188年)纪年简,而在晚于它的第三层、第二层也出现早于它的“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纪年简。两简时间相距亦八年。同为“光和三年”(公元180年)的纪年简牍又分别出现在第二层与第三层中[30]。这种多次出现的年代倒置的错位混乱的状态只能表明是一次性填埋。再以里耶秦简为例,里耶秦简划分的堆积层位自6层以下至17层,厚达12层之多,然而简牍整理的结果表明,秦简层位并不存在早晚的年代学关系。据发掘者称“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十分凌乱,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废弃物品,极有可能是秦末战乱时,档案文书来不及销毁而随意地弃置于井中”[31]。其废弃的方式与东牌楼汉简如出一辙。

然而吴简的埋藏似与之有别,今存三种推测:“空仓封存”、“吕壹事件”、“过期废弃”。从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简牍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简牍之上覆盖一层竹篾席,已残朽。从部面上看简牍摆放时对其摆放的部位似未加修整,而是依原堆积的自然状态摆放”[32] 。吴简的放置似有意为之,并没有散乱于井内各层之中(除施工破坏外),在整理经正式考古发掘清理的简册时,内容之间的连贯已显现出来。按《周书,高昌传》记高昌王国的档案制度“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和《唐令》所称“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的规定,我以为,户籍包括各种名籍,吏籍以及各类赋税薄莂等,应属于古代“须常留”的重要文案,即便是过期作废,对它的处理不同于上述方式。《唐令拾遗·户令》二一云:“每岁一造计帐,里正责所部手实,具注家口年纪。”[33]二二云:“三年一造户籍,起正月毕三月,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34]二五丙云:“户籍常留三比在州县,留五比送省。” [35]《通典》卷三云:“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36]“三比”、“五比”即三年、五年之谓也。按唐代州县一级对户籍保留须满三年以上,送至省部(尚书省)则保留五年以上。这里只规定了保留的时间,保留期一过,必被拣除。走马楼吴简虽属废弃文案,但弃埋方式不同于前述秦汉简,它并没有与其他废弃物填埋在不同的层位堆积中,而是单独地放置,这在考古学上可视为一独立的层位。

至于吴简废弃的时间,《长沙走马楼J22号发掘报告》认为,“J22使用年代始于东汉中晚期,废弃于三国赤乌(公元238251年)年后,最迟至宝鼎二年(公元267年)之后,简牍埋放的时间应在此之后”[37]。今天重新审视这些推论,虽不能说是十分准确,但为吴简弃埋于井的时间提供了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从吴简的本身的年代观察,其年号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到嘉禾六年(公元237年)。罗新先生的研究认为,竹简上的“建安”纪年实际都是后来追记的,而且数量少,目前仅见6[38]。“黄武”年号的竹简也不多,主要为“黄龙”、“嘉禾”年号竹简[39]。暂且不计“建安”、“黄武”年号,“黄龙”元年至嘉禾六年,时间长达九年,简册文案的累积可谓数量巨大,即便是须常留的文案,对其保留不会稽延太久。我以为拣除的时间约在赤乌年间。据此推测,吴国对重要文案的拣除可能会是十年左右一次。当然这仅是推测,仍不排除出现更晚年号的可能。

综上考察,长沙的自然地理环境,提供了古代农业人群生产、生活长期居住与简牍制作、保存的基本条件。长沙简牍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陆续出土,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均经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它的年代序列基本完整,上至先秦下迄三国。形制、品类与我国其它省份如甘肃、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相比小有差别。它出土的地点分布在城市的历史老街区与城郊、农村,并因不同的功用而记载着不同的内容。其被埋藏的原因有二:其一,作为古代丧礼的内容,作为墓主人随葬物品而被埋藏;其二、作为过期文案而被拣除与废弃,而废弃的方式可区分为随意废弃与慎重弃置。

本人才疏识浅,所做归纳与考察只是站在简牍学、史学的边缘观望,所谈之论亦恐见笑于大方之家,疏漏纰缪之处,敬祈多多批评。

 

(附记:此文曾于20069月在日本吴简研究会上宣读与交流,此次发表前稍加修改。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王素、李均明、邓文宽等先生的热情帮助,深表谢忱。)

(长沙简牍博物馆 宋少华)

参考文献书目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54页-57页,图四九、五0,图版贰叁。

2、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书中,172175页。该书较全面收集了1951年-2002年五十年内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及周边的河南等地简牍出土、收藏情况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其中楚简十九处,秦简十处,汉简二十八处,三国两晋简牍七处,唐代一处,南唐一处。在归纳性的章节中阐述了作者本人的多年研究心得。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124页,图版捌伍·二。

4、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书中,451页。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124页,图一0四,图版捌伍·1

6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24页,420页-427页,图八、三三四、三三五,图版一六一~一六四。

7、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书中,175183页。

8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53页、57页,图二七、二八、图三三六~三三九,图版一六五~一七0

9、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184页。

10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35页、112页~117页、130155页,图三六、三七、一0一、一0二,图版二七0~二九二。岳南《西汉亡魂—马王堆汉墓发掘之谜》,新世界出版社,1998年。

1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43页~87页,图二七、二八,图版二0~五一、图版五三~六六。

12、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382443页。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8593页。李均明《古代简牍》,文物出版社20034月,7479页。陈松长《湖南简帛的出土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059期,2025页。

13、宋少华、李鄂权《三次被盗挖的王后墓》,《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上,下),文物出版社,2002年,484页~489页。

14、宋少华《三次被盗,独有惊人发现的王后墓》,《最新中国考古大发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9月,120页-124页。

15、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宋少华、何旭红执笔)《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

16、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者胡平生、李均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编者王素、罗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上、中、下),文物出版社,200310月。

17、《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有关简文资料,待刊。

18、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一期,中国国家博物馆杂志社,18页~35页,注释(1)(95)列有详尽的说明。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崇文书局,20047月。1页~31页,注释[1]-[102]在前注的基础上又增补7条。

19、李进《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论著目录》、《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崇文书局,20047月,344页~361页,其中中文论著118篇,日文论著34篇。陈爽《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论著目录(续)》,《吴简研究》(第二辑),长沙简牍博物馆、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崇文书局,,20069月,292303页,剔除重复者,其中中文论文57篇,日文论文12篇。《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12月,其中论文15篇。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崇文书局,20047月,31页。

21、宋少华、黄朴华《长沙市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出版社1998年,189页~190页。

2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华书局标点本,858页,表作“康王”。《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2427页作“戴王”。本文从《史记》。

23、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1月,57页~64页。

24、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7页、21页~28页,图三、一六~一八,图版释文三一~三十九。 

25、王素《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概述》,《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69页-77页。刘涛《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书体、书法与书写者》,《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78页~98页。

26、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200410月,410页~411页。

27、荆门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28、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膑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6年。

29、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诗经》、《文物》1984年第8期。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30、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文物出版社,2006年。表四21页~25页。

3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1期。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029期,47页。

32、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宋少华、何旭红执笔)《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4页~5页。

33、(日)仁井田《唐令拾遗·户令》,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刊。参见《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每岁一造计帐。”《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武德……六年三月令……是月令……每岁一造籍。”《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卷三:“每岁一造计帐。”

34、参见《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三年一造户籍。”

35、参见《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36、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64页。

37、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组(宋少华、何旭红执笔)《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40页~41页,《报告》认为,“在二期地层中出土的青瓷水注及青瓷虎子残片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水注造型简单,仅在肩部饰一团花形的小纽,整体造型仍未脱出东汉水盂的影响。而吴晚期水注的造型,大多做成各种动物的形象,如南京光华门外的吴凤凰二年(二十七)的蛀形小注。而青瓷虎子口部堆贴虎头的装饰在赤乌(公元二三八~二四九年)之后逐渐盛行,此虎头堆积装饰手法粗糙,亦具有早期特点。综上所述,J22号出土遗物一期的年代约在东汉晚期至三国初年;二期的年代约在三国初年至吴中晚期之际。”

38、罗新《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92页~95页。

39、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吴简研讨班,崇文书局,20047月,15页。

相关信息

快速链接:
地址:长沙市天心区白沙路92号 邮编:410002 电子邮箱:csswwj@163.com 电话:5425695
版权声明:长沙市文化遗产网 版本所有:长沙市文物局 湘ICP备09027684号
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版本浏览器,1024*764分辨率浏览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