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贾太傅新书》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09-05-14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贾太傅新书》又名《贾谊新书》、《贾子》、《贾谊集》或《贾长沙集》。作为儒家重要的典籍,其流传的经过也经历了宫廷珍藏、民间传抄、刻版印刷、活字印刷的过程。而长沙在《新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其它地方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特殊的作用及影响同时也构成了湖湘文化的重要内涵。

一、南宋以前《新书》流传情况

纵观贾谊的全部作品,包括《新书》、辞赋及已佚的《左氏传训诂》和《五曹官制》四种。用现代标准分类,上述著作包含了议论文、文学作品、学术论文及策划方案等方面。名《新书》者,仅指贾谊文论五十八篇,而名《贾谊集》者,则包含贾谊奏疏、文赋等全部作品,本文所指《新书》泛指贾谊全部作品。

关于《新书》的形成过程,历代均有争论。有认为刘向整理了《新书》;有认为是由贾谊之孙贾嘉或曾孙贾捐之整理;也有认为系贾谊的门徒整理成书;而笔者认为,系贾谊的独子贾璠整理了《新书》并使之传播于世。无论如何,贾谊在世之际,并无《新书》之名,系后人将其文学作品、生前与梁怀王的对话、奏疏等统统汇编成册,定名《新书》。《新书》最先收藏于贾谊直系后裔是无疑的。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方略,儒家的地位空前提高,特别是贾谊为汉帝国长治久安所献方略取得巨大成功,贾谊及《贾谊新书》受到朝廷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朝廷也开始大规模藏书“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贾谊《新书》应在此时开始珍藏于宫廷之中。

贾谊作品最早见之于文献中的是《史记》,《史记》共录有贾谊《吊屈原赋》、《鸟赋》、《过秦论》三篇,对于其他作品则未述及。《汉书·贾谊传》增录了《陈政事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载:“贾谊五十八篇”、“贾谊赋七篇”,另有“《五曹官制》似贾谊所条”,由于贾谊曾向汉文帝献定制度、兴礼乐、易服色制度方略,因此,班固认为《五曹官制》是贾谊所作应该是正确的。《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有“贾谊集四卷”,而贾谊作品以《新书》名之者,正史应以《新唐书》为始。《新唐书·艺文志》录儒家类:“贾谊新书十卷”。高似孙考辨庾仲容《子钞》云:“贾谊新书九卷,则梁时已称《新书》,不待新唐志始也。”《崇文总目》谓“贾子十九卷,汉贾谊撰,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别本或为十卷。”。

以上为宋以前《贾谊新书》见之于文献著录情况,由于当时《新书》传播均为抄本,又贾谊之书文字难以校认,加之抄工偷工减料、增删本义多,造成《新书》卷数各不相同,但贾谊作品的基本内容得到了保存,并得以传播下来。

二、长沙是最先刊刻《贾谊新书》的地方

《新书》自成书至北宋,均以抄本存于宫廷或民间之中。至南宋以后,由于江南地区印刷业的发达,始出现刻本。目前已知的南宋刻本共计四种:淳熙八年潭州程漕使本;淳祐八年潭州本,以上简称潭本;建宁本(简称建本);宋人陈振逊所见《贾子》。上述四种刻本以潭本(指淳熙八年版)和建本较早,然究竟何种为第一个《新书》刻本,目前亦无定论,倾向以建本较早者多。

清卢文弨《新书雠校所据旧本》所列书目顺序如下:“建本、潭本、吴郡沈颉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程荣本、何允中本。”当代台湾学者蔡廷吉先生所列顺序如下:“1建本、2潭本、3元末明初本、4吴郡沈颉本、李梦阳本、李空同本、陆良弼本……”这两家的看法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即认定最早的《新书》刻本是为福建建宁府所出之“建本”。由于潭本和建本均对后世诸本的校勘、流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究竟何为第一版本仍有探讨的必要。种种情况表明,淳熙八年所刻的潭本应为《新书》第一版本。

从两种版本已知年代看,“潭本”年代十分清晰,即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刊刻,而“建本”至清卢文弨校书仅剩残本,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而何时刊刻却无以查找。查《辞海》“建宁”条目:“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升建州置府,治所在建安(今建瓯)。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建瓯以北的建溪流域及寿宁、周宁两县等地。”由此可知,建安由建州升为府已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之事,仅较淳熙八年(1181年)早十九年,即使陈八郎书铺恰好在州升府这一年就刻书,“建本”也只会早“潭本”十九年。

考虑到以下两种情况的出现,上述估计肯定还要大打折扣。其一是南宋建宁府存在时间长达119年,即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祥兴二年(1279年)。如果说建本恰在置府第一年刊刻,概率实在太小。其二,从民间对区划建制的接受习惯看,也存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今天县改市,百姓长期形成的县域观念仍很难改变。在南宋信息闭塞的时代,这种对旧区划的习惯会更长。要使陈八郎书铺在所刊《新书》上由“建州”改为“建宁府”,时间会更长。因此,从已知的两个版本刊刻时间分析,至少潭本不会太迟于建本,而潭本早于建本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

从《新书》的刊刻方式及有关记叙来看,潭本亦应早于建本。潭本属于官刻性质。淳熙八年,潭州漕运使程公代理潭州知府,“乃取椟中所藏谊新书十篇,俾刻之学宫。”这次刻书源于当时长沙已有屈原《离骚经》刻本,而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誉。程公及该次刻书主事者潭州州学教授胡玠均认为有刊刻《新书》的必要,恰好程公又有家藏抄本,遂成此事。胡玠在序言中载明:“顾遐方无他善本可参校,字多讹舛,姑存之,以俟事正。”这说明潭本刊刻之际是由于社会上尚无其他“善本”。如果当时“建本”已刊刻,那么以学术为宗的学宫亦应有藏,而此时主持刊刻“潭本”的长沙州学教授却不知有此本,可见“建本”尚未刊刻。而反观建本的出世,则与潭本的目的完全不同。由于建本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可知该本为福建建宁府私刻本,既为私刻,则纯以赚钱为目的,对于该书的质量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六》早有考证:“《新雕贾谊新书十卷》(指建本),题曰‘梁太傅贾谊撰’,宋刊本,目后有‘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印’一行,盖南宋麻沙本也。”所谓麻沙,系福建建阳地区,当地盛产榕树,该树木质松软,适宜雕版刻印,从北宋起就盛行印书业,但由于质量粗糙,脱文错字极多,易误人子弟,“麻沙本”遂成后世错版书刊的代名词了。正由于建本系私刻,该书的市场销量就成了书铺老板首要考虑的问题,由于潭本刊行并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印量极少,对市场冲击不大,而当时亦无其他版本出现,使市场出现了真空。这从《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中即可以看出,该书目所列经史子集共计一百二十二种,缺《贾谊新书》。由于该书目系元代整理南宋国子监所刻图书,它表明在南宋时,国子监刊刻了大量图书,但没有《新书》,而书铺正是抓住了这一商机而为之。若当时国子监已正式刊刻或准备刻,书铺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无法与之竞争的。南宋国子监系利用岳飞旧宅,而岳飞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害,待其家人迁出老宅,再改为国子监在此刊刻书籍,又不知是何年月了,亦应该是在绍兴三十二年以后了。

为什么后世会出现视建本为初刻本的情况呢?这有着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长沙在古代系兵家必争之地,战事频繁。从南宋至清中叶,长沙古城遭受了数次较彻底的破坏,文化遗产损失惨重,加之潭本印量少,存世书籍不多,到卢文弨校书时,即已亡秩怠尽,而建本则不然,首先是印刷量大,加之地处山区,较易保存,后世得以见其面目。其二,由于潭本存在两个版本,除淳熙本外,还有淳祐八年刻本,是年“知院大使陈公拨到钱米,刊修板数于右;重刊五十四版、重修二十九版。”由于该本系淳熙本在长沙重刻,亦称潭本,此本较淳熙本晚六十八年,显较建本晚,加之卢文弨校书均依托该本,故造成潭本晚于建本的印象。

    第一个《新书》刻本之所以会出现在长沙,这其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长沙“屈贾之乡”的文化地位以及贾谊故居的存在是其重要原因,贾谊故居位于长沙旧城濯锦坊(今太平街),为历代名流必到之处,留有题咏诗作千余,在湖湘文化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清湖南粮道夏献云评价:“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夏献云表明长沙贾谊故居实际上已成为统治集团宣扬“忠孝观”中“忠”的化身,因而得到特殊重视。所以,历代官员任长沙太守、知府或湖南巡抚,均表示出对贾谊故居的特殊重视,并以此作为融入湖南地方官僚集团的重要手段。宋以前,官员表示对贾谊故居敬意的主要方式是凭吊、祭祀以及“重新贾太傅故宅”,南宋以后,随着江南印书业的发达,地方官员在祭祀、修宅之时,开刻贾谊《新书》遂成必然,淳熙八年刊刻《新书》的长沙学宫距贾谊故居仅二千余米,可见贾谊故居的影响所及。

三、长沙是《贾谊新书》出版次数最多的地方

从南宋至清末,长沙先后五次刊刻《新书》,它处无出其右,长沙版《新书》对其他地方的刻印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淳熙八年,程漕使代理长沙太守,拨钱拨米,首刻《贾谊新书》,题名《贾子》。这次刻书交长沙学宫经理,书成,主事者,州学教授胡玠作《贾子跋》,言明了刊刻《新书》的目的意义:“价既承命,窃考谊所著〈过秦论〉,所陈〈治安策〉,虽繁简与是书不同,要皆椎轮于斯也。盖谊自长沙召对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数上疏论政事,危言谠议,卓诡切至。若众建诸侯、益广梁地、养大臣有节、崇廉耻之风,后皆遵之有效,一如谊所言……是〈新书〉之作,乃傅长沙时所为也,然则长沙以是书行,其不宜乎?”正是长沙开刻印《新书》之先河,为《新书》的迅速传播打开了一条宽阔之路。

淳祐八年,长沙再刻《新书》,这次刊刻由知院大使陈公拨钱拨米,先是将淳熙版翻出,发现虫叮鼠咬甚多,不得不大规模翻刻。南宋时,长沙二次刻印《新书》,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后世刊刻,皆以潭本为底本,特别是后来影响较大的卢文弨本更是照录潭本;其二是潭本的序跋,它处版本无不转录,即使是日本宽延二年本,亦不例外。这反映了长沙本的影响,亦体现了它处版本对长沙版的尊重。

明正德九年,长沙太守陆相,字良弼到任,决定再刻《新书》,此事交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长沙人黄宝主持。黄宝先是拿出在京中为官时所得的《贾太傅新书》抄本为底本,又翻出宋版《新书》部分刻版,遂成此书,即后世所称“陆相本”,黄宝为之作序言事之详“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长沙,郡守陆公以谊谪于长沙,去今千有余数,国朝既崇祀享之礼,但傅长沙时所著《新书》,独无传焉。乃检阅郡斋故椟中,得版刻数十片,计其脱落简多,因询于予,予即出是本补刻,遂成完书,属予作序。”

陆相本的刊刻在长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长沙吉王朱见浚更是恼火,因朱见浚在长沙长期致力于儒教的传播,曾将儒家典籍碑刻于岳麓书院内,吉王府侧旁的贾谊故居亦是他常来之地,上香添油是为常课,不想这次被陆太守在刻印《新书》上抢了先,心里十分不满,急令王府再刻,正德十年,吉府本《新书》问世,吉王府长史杨节阐述了此次刻书的意义“我贤王殿下于讲读祖训之余,取是书而观之,知其有益于天下国家,而虑其传播之末广,乃命工重刻,乐与四方共之。其嘉惠后学之心,不其至也夫?”陆相本与吉府本几乎同时在长沙问世,绝不算多余之举,直到当今,港台及日本图书馆内所藏《新书》,主要还是以陆相本和吉府本为主,可见这两种版本的印刷数量和质量都还不错,有利于《新书》的传播,才会有此现象出现。

光绪二年,湖南巡抚王文韶到任,立即召集省城官绅,大修贾谊故居,《新书》的出版也是修宅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次出版由湖湘名士王闿运主持。由于明以后,贾谊故居曾被改为“屈贾祠”,同祀屈原、贾谊,因此,这次出书包括屈原《离骚》,定名为《屈贾文合编》。书成,王闿运特别指出此次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乃访求善本,将刊置祠中,以备文献。”

民国以后,《新书》的出版迅速增加,然长沙没能再版。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黑龙江、江西、贵州、河南、安徽及港台均出版了《新书》,虽然长沙未出版,但台湾三民书局所刊印的《新书读本》却为湖南师范大学饶东原教授注译,如今长沙再版《贾太傅新书》,也是长沙传播《新书》文化传统的一个延续。

注:本文选自《贾太傅新书》,200612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贾谊故居管理处  吴松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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