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长沙市文博系统学术研究及工作成果汇报会点评发言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5-03-27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各位下午好,今年是长沙简牍博物馆受长沙市文物局委托承办本次会议,受馆长委托,让我担任这次汇报会的点评。下面就本次学术汇报会的发言做简要点评:

本次2014年度汇报会遴选出的10篇文章,均是正式发表的。另有两篇,一篇作为大会指定发言,一篇为2014年市区考古工作总体概况报告。汇报内容涉及文博专业的多个方面。

一、博物馆陈列

马代忠先生的发言《漫谈博物馆临时展览的引进与策划》。长沙简牍博物馆今年举办的两次特展,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策展实践。虽然与大型的省级、国家级的展览相比,规模不算大,等级不算高,但是它的内容、引进策划方式与产生的效果却是颇有影响的。关于策展人的话题,前年的学术工作汇报会上就已涉及。策展的方式,路径怎么走,并无统一模式。无论是命题作文,亦或是主动引进,还是原版移植,关键是看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马文借用了质量管理概念中Kano二维模型中的四种属性作为评价的标准,此是日本学者狩野纪昭(Noriaki Kano)首次提出,主要用于评价和规划用户的满意度和产品的质量,属于质量管理领域的概念。在Kano模型中,狩野纪昭教授定义了与满意度相关的四种属性:必备属性、一维属性、魅力属性、无差异属性。马文认为魅力属性是最有价值的属性,并结合二次展览的案例来加以说明。举例来自实践,具有说服力,非有亲身的体验,难有深刻的认识。就我个人认识理解而言,从广义的角度讲,所谓展览的魅力属性,可以认为是展览特殊的专属的内涵或者称之为特色,正如文章所言:“突出专题性是展览本身成功之关键”。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则要求策展人对展品内容有很好的掌握,体现出策展团队应具有的专业修养与鉴赏甄别的眼光,能将一块璞石雕琢成一件美玉,或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不下一番苦功,难有作为。因此从本质上说提高策展团队的自身专业修养,深入挖掘展品内涵是每一个策展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必须做好的功课。马代忠先生和他的团队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然,这其中没有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信任,恐也是事倍功半,这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一点马代忠先生在文中已专门提及。

我们在落实习总书记“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指示过程中,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被动去做,流于形式,恰恰是要在“活”字上下功夫。要思考怎么才能“活”得有魅力,“活”得有特色,真正体现策展团队的专业素养与独到眼光。这也是马代忠先生的发言给我的启示。马代忠先生和他的团队的策展实践是在探索中国策展人道路的一次有益尝试,并为此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同时,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环境中去探索这一新事物,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策展人制度,如何吸取其精华,如何转化,使之更加符合国情、市情、馆情,还需不懈的努力。“让收藏在禁宫中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土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这种努力不仅简牍馆在做,其他博物馆也在做。长沙市博物馆刘晴贤女士《博物馆服务于残障群体——从一个展览开始》、胡琼女士《博物馆陈展说明文字的撰写和色彩设计》也是对这种努力有益的探索与思考。

刘文从引进一个国外的残障儿童画展,而去思考博物馆如何做好为社会残障人群服务的问题,起点高。社会的进步法则告诉我们: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不仅是看它的GDP总量,看它先进的科技水平,物质生产,更看重它的人文教育、社会公德、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博物馆具有公益性、服务型的性质,但做法上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该文给人非常重要的印象便是对细节的关注,善从小处着手,如了解残障程度,到民政部门收集大量背景资料,同步举办本地残障青少年美术作品邀请展,使之中外互动,相得益彰。另外服务设施,互动场地,展地布置,如何更方便适应特殊观众的需求,把这个展览做的有声有色,这在全国省会级博物馆亦属前列,进一步丰富了新常态下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服务内涵。文章的作者不仅是这次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实践者,更是一位有着使命感、关爱心、创新力的思考者。通过实践也认识到现行博物馆机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说明作者对此有清楚的认识。本文给人的启示:作者不是仅满足于罗列轰动性新闻报道的成果,流于一般的工作展示,而是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图版与华而不实的文字去堆砌内容,而是作者身体力行的感悟,是手到、眼到、心到的自我检省。

胡文所提的问题是一个老话题。作者对存在的问题归纳了四个方面:多样化、观众分类、研究与展示、驾驭文字能力。并从这四个方面辅以生动活泼的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述,富有说明力,对色彩设计亦提出自己的思考。特别谈到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多样化的问题,提出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史陈列就必须在语言结构上力求通俗化。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学术水平,相反是对设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这与前面所讲的在“活”字上下功夫,“活”得有魅力,“活”得有特色可谓异曲同工。

如何面对大众应是每个从事文博陈列设计、制作、管理的人员认真思考的问题。文博亦属大文化的范畴,文化虽不能吃,不能穿,与国计民生关联似乎不紧密,但却是人民大众一种不可缺乏的精神需求。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须回顾过去,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因此社会大众需要了解历史,传统文化。而文博工作者自应认真地肩负起责任。作者从事文博工作已近7年,看得出此文是作者在多年工作实践中认真思考所得,作者能提出这样的思考,是责任所在,是自觉的心灵叩问。

二、简牍文献研究

简牍文献学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收获,共有四篇文章。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罗小华先生的《战国简册所见车马研究综述》亦可纳入这一范畴。罗先生的文章体大精深、体系庞大。给我的感觉似乎是其博士论文《战国简册所见车马及其相关内容研究》概说部分与论述部分的缩写和简介,或者说是其开题报告的内容。未睹全貌不敢妄评。但此综述从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出土文献三个方面对战国车马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简要却是细致的梳理,并从六个方面展开具体的研究。资料搜罗之详尽,行文体例之规范,可见基础训练较为扎实。此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凡做学术研究,都应以这种标准规范自己。我们期待他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

马代忠先生的《长沙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初步考察》。马代忠先生是考古专业出身,07年到长沙简牍博物馆,初分管外联部,2013年才转向分管简牍保护整理研究业务部门。虽涉足较晚,常自称基础不实,态度谦虚,却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转身,熟习情况,进入角色。该文结合文献,对简文的相关字、词、纪年、土地、田租名称逐一考订,并展开对汉武帝稻田亩产及蛮夷归义民免除租税,相关职事乐人、婴的讨论,行文规范、考订细致、释文达意,可见作者对此下了较大的功夫,用力较深。该文指出:“从出土材料看,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份汉长沙国乡一级行政单位土地面积和租税的统计材料,对于汉长沙国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少数民族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对研究价值的评估十分准确。

中国书法在魏晋间起了大变化,篆书、章草衰落,行、楷、今草兴焉。举世公认的楷书鼻祖是汉末魏初的钟繇,其后是东晋的二王,但此间一百余年过去一直是空白。故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学术界曾发生了著名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与高二适先生的一场大争论,诸多大家参与其中。上世纪60年代的那场争论至今余烟未散,如果还有人点火的话,引起冲天大火并非不可能。因为人们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写的太成熟,太无懈可击了,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有人干脆就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这个皇帝一直在哄着我们玩,有例为证:李世民也是书家,其书《晋祠铭》、骊山《温泉铭》有太多与《兰亭序》中的笔法相近似的地方,便是证据。除了兰亭之辩,还有对钟繇书法真伪的讨论,日本学者认为钟繇书法是宋代以后由法帖创造出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争论仍未平息。当然最重要的原因,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简牍书迹的材料在当时出土稀少。当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前10年,湖南出土的大量东汉末至西晋时期的简牍填补了这个空白,而近8万枚有字三国吴简,通过学术研究,其书体演变的脉络已渐渐清晰。长沙简牍博物馆在北京专家王素等先生的指导下,分别对行、楷、隶、草四种书体进行了专门研究。蒋维、骆黄海的文章便是其中之一,算是一项初步总结。

长沙吴简楷书最多,最受关注重视,争论也不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目前两派观点:1、刘正成先生为一派,认为吴简楷书的出现受钟繇北派影响,是南北交流的结果。王素先生赞同此说;2、刘涛、王元军、白谦慎先生为一派,认为吴简中的楷、行、草的各种书体是从东汉沿袭的书风,自成体系,与洛下新风无关。二说各有理据,不是随便说说,因此吴简书体书法的研究方兴未艾。

楷书在东晋南朝已为国家的正体字,隋唐发展至巅峰,宋元明清延续,当今社会仍以楷书字作为传播交流的媒介。蒋文充分利用已有的出土文献材料,进行纵向比较,论证了转型期楷书的三种类型。即①含有较多隶意;②带有行书笔调;③楷化笔画最多,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证,提出早期楷书的演变特点。蒋文认为三国时期确立了楷书的发展源流和审美方向,楷书成熟之后只有风格的变化,再也没有新书体出现,了解楷书成熟之前的演变过程,从吴简中看到了楷书的来龙去脉。此观点可以成立,具有说服力。文章行笔流畅,娓娓道来,论述清晰有层次,可谓一篇佳作。当然文章选题,是在王素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给我们启示是,学术研究应走出去,请进来,不可坐井观天,要多与大家交流,才有进步。

骆文首先就传世文献梳理了草书发展演变的历史,按传统说法由西汉史游—东汉刘穆、杜度—东汉末张芝(草圣),章草演变成今草。骆文指出传统说忽视了书法发展的多途共存现象,忽视了下层胥吏的书法创造作用。草书的演变并非是单线条的递进演变。骆文认为,今草不是章草的简单继承,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步进化。围绕这一观点结合走马楼三国吴简展开论述,对所引证的论据能详加考辨,条缕清晰,让人读得明白。尤其在材料搜罗比对上下了一番功夫,有自己的思考,不为人云,是值得提倡的学风。该文认为,吴简草书已具有当时民间今草的形态,而后经上层绅士提炼和规整,才产生出严格意义的新书体,应记住吴国下层胥吏的贡献,这便是吴简草书的价值,这一评价较合事理。

长沙吴简草书不多,成果有限,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少,其中不仅涉及草书的起源,还涉及一桩影响甚大的学术公案。有关草书起源的讨论及相关公案问题,如有兴趣者可参考王素先生《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综论》中国书法2014.5。

三、长沙国历史研究

长沙市汉王陵筹建办刘海泉女士《论长沙国的治国思想》。目前学界对长沙国的历史地位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所发之文寥寥可数。长沙国的历史地位十分重要,正如该文所说是湖湘地区第一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舞台的肇始,是汉中央封建统治在湖湘地区的体现,它的存在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地区封建化进程,推动了湖湘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探究其发展的动因,治国思想、理念、制度等上层建筑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该文在分析了西汉主流思想发展历程之后,对长沙国的治国思想进行了归纳与论证,重点论述贾谊思想对长沙国治国思想形成的三点主要贡献,即礼治思想、以人为本、以“农”为核心的思想。文章认为汉初长沙国儒家思想已抬头,经贾谊的推动发扬而到鼎盛。行文流畅,论述有条理。这是长沙市汉王陵筹建办的工作人员首次撰写研究与自己工作对象有关的论文,尤其值得肯定。

贾谊故居管理处曾文荟女士《贾谊身世对其作品的影响》。此文的开掘角度颇为新颖,论述亦有理据。作者注意到贾谊身世遭遇及客观现实对其思想变化产生的影响,较准确地捕捉到那个时代文化士人的心路变化,分析结论虽与上篇有别,却更符合历史事实。贾谊思想,虽说不上自成体系,但融儒、法、道诸家之长,杂陈相伴,内容丰富庞杂,其政论发人深省,目光犀利,超越时贤,为历代治家推崇,亦为墨客骚人视为楷模。他的思想所包含复杂成分,孰长孰消、孰多孰少,身世变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深入研究。此篇是好开端,当宜继续开掘。

四、文物保护

毛志平先生的《长沙窑瓷器修复保护的实践与体会》用医院、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来比喻文物保护对象与保护者的关系;用医生会诊、开处方、建病例来比喻文物保护中的专家论证、制定保护方案与建立修复档案。比喻恰当,形象生动。说明其对文物保护的精神有完整的把握。长沙市博物馆对铜官窑瓷器修复采用两种修复标准,具有针对性。根据器型的残损程度制定工作流程规范,最难是作色仿釉。该馆自己摸索出一套方法,如青绿釉、土黄釉的调配,仿釉材料的挑选,多种颜色的不同比例的搭配。当是经过多次的试验,方能达到理想效果,其中的辛苦,只有当事者知道。该文另一特色,是建立科学规范的文物修复档案,从修复方案的制定到修复过程中形成的全部资料都建立档案,应是博物馆最基础性工作,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毛先生的发言是对其单位文保工作走向科学规范的一次生动展示。

五、考古学研究

孙明先生《论商代晚期的偶像破坏行为及影响》,该领域学界目前少有系统研究,作者把这一现象与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偶像破坏行为比较,并结合考古学材料,青铜铭文等多方面材料加以论证,认为这一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贞人集团,破除对“上帝”的崇拜,加强世俗王权。另对破坏产生的影响也做了细致的区别。视野较开阔,论据较充足,可成一说。

六、考古工作报告

何佳《2014年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发现综述》。去年考古发现成果众多,一些重要发现令人兴奋,兹举三例:

1、市青少年宫工地所发现的城墙与护城河遗址,城墙经过细致的解剖,确认始建于三国魏晋,沿用至初唐后废弃。护城河始建年代为西汉,南朝时对壕沟进行拓宽,唐初废弃填平。前年的汇报会上我曾对坡子街、潮宗街古城墙发掘的价值意义做过点评,认为“唐代之前长沙古城西界的位置恐未在此,其城市规模相对较小。”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已大致探明长沙早期古城的东、西、南三界,对其北界只是推测在中山路一线,但苦无考古证据。青少年宫古城墙的发现、发掘,至少提供了非常重要宝贵的线索。城墙与城壕的年代相抵牾,两者的差别在于废弃年代相同而始建年代不同,看似矛盾,但并不妨碍我们做出种种的推测和猜想。重新检索我们的发掘过程,有可能会寻查到蛛丝马迹,对已保留的城墙有可能做更为细致的解剖,亦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线索。不管我们现在的推测如何,护城河的年代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西汉时期,人们在这里确实开挖了壕沟,这条河沟的性质、作用,与城墙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汉魏长沙古城的北界虽不能就此下定论,但已可视为2014年城市考古一次重大的考古收获。这样的机遇若干年内恐难再有。

2、友阿广场南宋木构涵渠遗址,该遗址与2004年坡子街完全相同,从坡子街延伸到友阿广场,粗估距离应有1000多米,这不仅让我们惊叹长沙宋代城市建设规模宏大、设施的复杂完备,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东侧还清理出一个同时代的砖构排水渠,构筑坚固、精致,这不能不令我们去重新思考、评价这套完备的地下给排水设施的意义以及各自的作用。也可能我们观察到的只有冰山的一角,古人的惊人智慧与创造力或因异族入侵,或其他原因而被岁月的烟尘所掩盖,不知还有多少深埋在城市的某个残垣瓦砾之下。

3、汉长沙王陵区内发现了园墙,其形制与走向已基本摸清,其性质虽有待探讨,但其意义重大,是王陵保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项工作徘徊了数年,一直未有线索。西汉诸侯王陵,南北有别,诸国陵域各有所差,就全国范围而言,真正将王陵布局、规模、陪葬墓等全部弄清楚的为数极少,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由此展开,举一反三,扩大战果,数年沉潜,必会有重大收获。

何佳先生的汇报比较简洁、谦慎,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这里顺便提一下宁乡青山桥镇桥北村罗家冲遗址,是一处商周时期大型建筑基址,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相较湖南省考古所曾在炭河里发现城址与宫殿基址,此次发现规模更大,有可能突破人们过去的认识,解开宁乡青铜器古方国之谜。以宁乡为代表的湘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或由此为肇端,其探索与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局面。发掘尚在进行,我们期待有重大收获,明年这个时候能聆听到令人兴奋的喜讯。

纵观2014年的长沙文博学术园地的进步有太多的思考,有太多的设问,这种情景常常让人心动、兴奋。有人告诉我,学术乃天下公器,是我们业务工作的基础,缺乏学术研究的工作是不能持久的,也是没有灵魂的。坚持以学术、科研作为工作的第一推动力,工作因此而具有意义,人生也因此具有价值。我深以为然。古之圣贤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空洞无物的说教,东拼西凑的垃圾文章,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但凡真下苦功,苦心钻研所得,不仅利于己,亦利于人,利于社会。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使长沙文博之园生命之树常青。

与在座各位共同分享了这次愉快的学术巡礼,承蒙各位耐心的倾听。本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谢谢主持人、谢谢委托人、谢谢各位。

(感谢万靖女士为本文内容的归纳、梳理、打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长沙简牍博物馆研究员  宋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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