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法治思想发展历程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7-12-15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谢觉哉(1884-1971)作为我党杰出的法学界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为我国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他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法治思想。

谢觉哉深受传统文化熏陶传统知识分子,历程晚晴时期,旧民主主义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1],中央苏区时期,陕甘边区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等六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不同时期彰显了不同的个人品质和思想演进过程。本文结合谢觉哉生平尝试从谢觉哉思想入手,尤其是法治思想的发展演变背景和特点,初步探讨谢觉哉法治思想由晚晴时期向旧民主主义时期,由旧民主主义时期向新民主主义时期,由新民主主义时期向中央苏区时期,由中央苏区时期向陕甘宁边区时期,由陕甘宁边区时期向新中国建设时期等五次重要转变的内在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

谢觉哉出身殷实的农家[2],自幼接受私塾教育,是晚晴最末一科秀才;早年曾在宁乡、长沙等地从事中小学教育,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主编《湖南通俗报》,抨击封建军阀的反对统治;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农运动;1927年1月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在此期间,他根据民众的要求,排除各种干扰,审判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有力地支持了广大民众的反封建斗争;1933年调中央苏区,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和《上海报》。另根据《谢觉哉传》记载,早在大革命时期,谢觉哉就曾在湖南和中央苏区参与和起草了《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些重要的法律和条例[3],这些法律和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在立法方面的最早尝试,对工农革命、中共早期党员队伍壮大、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新中国建设、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晚晴秀才目睹社会(1884-1919)——法治思想萌芽期

谢觉哉出生的前后(1884年4月27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大变革大动荡,也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列强首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向我倾销商品的大门,继而又对领土进行蚕食鲸吞,中国正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谢觉哉日记》也能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略窥一斑,《日记》里记录着大量当时的社会见闻和对时事、政局的批评感言,以及谢觉哉本人参与或亲身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学术、新闻、读书活动的记言。如对军阀混战造成的“兵匪遍地”,而“兵之为祸更甚于匪”,“溃兵滋扰,受害者众”,但县府官员却“全署出逃”等混乱、腐败政治的抨击,对当年湖南大旱“田禾枯萎、园艺无收”,“市上饥民麕集”,学校“无钱无米无水(井塘均干)开补了张”,而“官署与镇局尚多所需索,小民自杀的日有所闻”等悲惨现实的揭露[4]。

(一)农家子弟培育新希望。谢觉哉出生在湖南宁乡西部一个偏远的农村,家境还算殷实,在谢觉哉身上寄托了太多家族的希望的家庭重托,谢觉哉果然不负众望,1905年成为清末最后一科秀才。在谢觉哉出生时,家中尚有五十亩水田的祖业,除自耕部分外,其余部分租给当地农民,是一个自给自足颇有剩余的富裕家庭。谢觉哉舍弃自己富裕的生活,全身投入革命事业中,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精神,这种思想是跟他青少年的经历和家庭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得益于家庭经济相对宽裕,谢觉哉有幸在青少年时代就系统地读完了《诗经》《易经》《礼记》和《春秋》以及《资治通鉴》《四史》等经典的国学典籍。即便在当时,此时的谢觉哉父亲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地主,与当权的大地主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无形中拉近了他父亲与穷苦人的距离,有时为穷人抱不平。这种“抱不平”的行为用司法的角度来考虑主要就是“为乡里的公事和豪强打‘官司’”为穷苦人打官司在封建剥削社会本来就是一大忌讳,况且谢觉哉的父亲也是属于剥削阶级的行列,这种为穷苦人打官司,常以“败诉”结束,以赔偿损失甚至吃官司告终。父亲打抱不平的行为也潜移默化影响着幼小的谢觉哉,这种朴素的司法实践也许是后来促使他与士绅公开决裂的一大诱因。

(二)言传身教父母做榜样。谢觉哉的父母与众多的封建农村家庭相比较并无特别之处,勤勤恳恳,勤俭持家,希望谢觉哉将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唯一特别之处则是在物质相对宽裕的前提下,谢觉哉的父母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儿子的精神世界和品格的塑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主持正义的人,或愿意为民请命的人,首先应当是善恶分明而后再谈公平公正。谢觉哉的父母对善恶的朴素理解,也包含了朴素的司法观念。正是这些朴素的观念才一步步引导谢觉哉愿意同情穷苦人,敢于为不公正振臂疾呼,而后逐渐走上司法的道路。

(三)秉公执法公正审“盗贼”。1906年,深秋的一天,谢觉哉接到本乡某豪绅送来的一份请帖,约他会同本乡的士绅们公审一个“盗贼”。这日午饭时分,谢觉哉来到乡绅们经常议事的堆资山公所。只见正在讯问一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年轻人没命地磕响头,不住地呼喊:“我不是惯偷,我确实不是惯偷!”从对盗贼犯罪事实的询问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封建豪绅势力的蛮横和不讲理,对于尚未查实的其他行为采取的是有罪推定的蛮横做法,而且罪犯承担的责任远远要超过自己的盗窃行为应该受到的惩罚。对于从小就受父亲朴素司法行为影响的谢觉哉来说,这种断案方式和审判结果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眼看就要行凶了。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身穿蓝布长衫的谢觉哉喊了一声“住手!”……觉哉指着被五花大绑着跪在地上的年轻人说:“对,他偷东西固然不该,但贼心出于饥饿,他认了错,又退了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后他还要靠那一双手养活一家,怎能因他做一次错事而使他致残一辈子呢?”

从谢觉哉对该盗窃案的评价可以得出其以下几点朴素的司法观念:第一,判案要考量罪犯的犯罪动机;第二,应该充分考虑罪犯的退赃事实,并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第三,审判的结果要讲求罪责刑相适应。显然,在该审盗案中,豪绅肆意滥施惩罚,早已超出了责任的范围,这种蛮横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觉哉与豪绅恶霸的彻底决裂。但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方面,封建社会的经典理论知识已经难以对社会上内忧外患的矛盾给出有效回应,正如谢老所说的:“公理不敌强权,由来久矣。”;另一方面,新的进步思潮又难以避免迅速传播。

(四)云山书院传播新思想。五四运动时,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为了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类似的运动,湖南也不另外。此时,谢觉哉等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云山学校举行报告会,并在学校走廊上贴出了“严惩卖国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谢觉哉在云山学校的表现已显现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胆识和气魄。而促使谢觉哉革命思想迅速成熟,继而走上通过法制理论来揭露封建军阀的“人治”丑陋行径的则是他离开家乡到省会城市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以后,这期间通过对赵恒惕伪“地方自治”的批判,使谢觉哉对民权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自治只是从强盗手里夺回原脏,因为我们管自己的事,本是自己的权利”“国家是人人有份的”“要实行贫民自治,就要打破公民资格种种限制”。

(五)宣传教育播撒新理念。此时,谢觉哉逐渐摆脱原始朴素的人治理念,认识学习并传播法治新思想,逐渐探索并走向法治的“济世良方”。通过在《湖南通俗报》一系列论作的发表,谢觉哉对公民权利的认识也愈加深刻,以致后来他公然的否定人治,坚决主张“贤人政治是已经破了产的。”与人治对应的应当是法治,但是“法治”这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此时还没有成熟的提出来,而谢觉哉对朴素法治观是这么理解的,“我们所希望的‘治’,要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人民,使人人都有发展自治能力的机会,集合人人的自治能力以为政府的自治能力”。在该论断中,“人人的自治”实则是谢老所主张的“直接选举、普通选举,女子也应有选举权。”只有创造出一种全民政治的法律来,才能挽救当时的局势。

二、法不阿贵初试锋芒(1919-1929)——法治思想形成期

谢觉哉最初接触法律,是年轻时帮助家乡的穷人打官司,并由此认识到法律规章的重要性。从1927年担任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开始,他便正式与人民司法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党的法制事业的开拓者。

1920年,谢觉哉应何叔衡邀请出任《湖南通俗日报》主编,在毛泽东、何叔衡等支持下宣传劳工神圣、民众联合和妇女解放等革命思想。该报遭军阀赵恒惕查禁,被迫停刊。1921年元月,他加入新民学会,赞同毛泽东、何叔衡用俄国十月革命方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主张,思想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5]1925年,由何叔衡、姜梦周介绍,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谢觉哉先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常委兼工人部长、国民党党校代校长兼《湖南日报》总编辑。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破坏阴谋,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战争。廊桥结义:何梓林(即民国少将,孙中山侍卫长何南薰)、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夏果雅等六位革命同志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在惠同廊桥内的茶亭里以茶当酒,结为盟兄弟,誓“以民族事业为已任,共同寻求救国之真理”。

(二)1927年初,谢觉哉被选为湖南省农民协会常委、湖南省特别法庭委员,利用革命法律,镇压土豪劣绅。中共湖南省党组织决定,派谢觉哉以国民党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参加法律起草小组制定《湖南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和《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组织条例》,规定审判土豪劣绅必须建立以工农各界代表参加的特别法庭,开辟了革命人民创制新型刑事法律与建立人民法庭的新纪元;为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大革命的兴起扫清了障碍,获得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保障了工农革命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条例》列举9项法定的罪行,如反抗革命或阻挠本党所领导之民众运动者;勾结逆军盗匪蹂躏地方者;压迫平民因而致人有死伤或损失者;假借名义敛财肥己或侵蚀公款者。根据罪行轻重,分别规定了刑罚种类,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及没收财产、剥夺公权等。对于侵蚀公款者,依照贪污款数,分别处刑。最高贪污3000元以上者,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收其财产。

(三)1927年1月谢觉哉任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委员,在此期间,他根据民众的要求,排除各种干扰,审判和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有力地支持了广大民众的反封建斗争;在当时,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时期,为了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必须首先打倒地主阶级的当权派——土豪劣绅。谢觉哉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初步用法律的手段惩治了一大批土豪劣绅;认识到土地问题是农民的根部问题,为后来的土地问题探索出一条正确的路线;进一步认清革命道路中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四)起草这种革命性质的刑法法律,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必须走群众路线,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农运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总结各地惩治土豪劣绅的实践经验,这两部条例是经过反复斟酌修订才写成的,并于1927年1月29日在长沙《大公报》上公开发布,以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五)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的事情收到毛泽东极大的赞许,并将此先进经验推广全国。在1927年3月15日的审议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指出:“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理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6]

三、中央苏区铁腕反腐(1929-1934)——法治思想发展期

“马日事变”(1927)后,谢觉哉到上海任党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和《上海报》编辑。1931年秋,奉命到湘鄂西苏区,先后任省委秘书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党校教育长,并主编《工人日报》。1933年5月,他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始任毛泽东秘书,后当选为中央工农政府秘书长和内务部长。期间,他参与制定中央苏区《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税收条例》《婚姻条例》等法律法规,开苏区法制建设之先河。[7]

(一)1933年11月,时任中央政府秘书长的谢觉哉受毛泽东的指派到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检查工作。经了解,群众反映县苏维埃政府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觉哉决定蹲下来认真地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揭了出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34项,结合大洋2000余元。

这真是一本罪恶账。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也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载入《毛主席语录》的名言:“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8]

(二)很快,唐仁达被押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毛泽东立即责令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派员核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唐仁达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蓝文勋给予撤职查办,并给予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最高法庭判处唐仁达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财产。

(三)事后,谢觉哉又对毛泽东建议:“必须立法建规,昭示天下,以便广大群众监督。”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谢觉哉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起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实施。该“训令”成为我党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律文件。

四、陕北边区人民司法(1934-1949)——法治思想成熟期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谢觉哉成了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特别是司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会长等重要职务。也正是从陕甘宁边区开始,谢觉哉显示了对法律问题的极大兴趣。尽管他担任高等法院院长的时间很短,但他却以自己出色的工作,不仅确定了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重大方针,亲自参与了部分法律法规的起草,甚至还经常亲自审理案件,草创了边区新型的人民司法制度。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经过思考之后,谢觉哉还动笔写下了大量与法律相关的作品,一点点的形成自己的司法思想,这些思想对边区司法制度的建立影响颇深。

(一)三三制。到1939年,谢觉哉任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参议会副议会长。此期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边区的政权建设工作。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的是“参议会”的组织形式和“三三制”的组织原则。

参议会的“三三制”原则,即在个参议会中,共产党、非党左派进步人士(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代表人物)、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主要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当时保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孤立反共顽固派的一项重大决策。

作为边区参议会副主席的谢觉哉,对此没有旁观,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有关原理,结合边区争取担负任务的实际,在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连续发表《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怎样才能实行“三三制”》《关于政权“三三制”》《“三三制”与天下为公》《“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等文章,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发挥。

在谈到为什么要实行“三三制”原则时,谢觉哉指出:首先这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决定的,这是“三三制”实施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是由于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各阶级共同出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各阶级都有力量,互相制约,不能不产生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其次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阶级构成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最广大的是中间阶级。第三是中国当时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主张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实行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孙中山先生以“天下为公”的准则,创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希望建立由各阶级、各党、各团体联合的国民政府。第四是“三三制”为真正实现各阶级联合专政从组织上作了保证,是抗日民主政权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发展。至于是否意味着削弱和放弃党的领导,谢觉哉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不在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党的政策和党员的模范作用。第五是“三三制”应抗战的需要而产生,但它却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各阶级联合专政在组织形式上的一种创造,通过这种形式不仅各阶级可以联合共同救国,而且只要合作得好,将来完全可以共同建国。

谢觉哉指出:“我以为革命为的是民主,新民主主义——包括各抗日阶级、民主的内容比旧民主主义要充实,这和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即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即走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里没有一点虚伪。这是一。参议会的办法,全国都是一样,不是哪处先进些,民主阶段将要过去;或者哪处落后些,就要怎样。因为革命发展虽不平衡,而要求民主和开始民主,将差不多。这是二。“三 三制”实施中,已没落阶级想重新把持政权,利用某区域党员的弱,或个别党员的弱活动起来,这是有的。但应该加强自己的质量与之争,调整现有的质量与之争。有竞争而后有进步,而不能因此把民主缩小些。这是三三制。”[9]

谢觉哉走在实行“三三制”的过程中,随着理论上的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他在当时发表的《参议会发言提纲》中,进一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 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的建议,并进一步请求党中央“将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看到这个提纲后于 1944 年 12 月 1 日给谢觉哉复信,高兴地指出:“此件很好,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从而使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10]

(二)参议会与人民代表大会。特别是在 1945 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根据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边区政权建设的实际,吸收了谢觉哉的参议会为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作出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科学的表述,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同年6 月,中央决定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谢觉哉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发给各解放区参议会的政府通电,正式使用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表述,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性的民主制度开始付诸实施。

谢觉哉多次强调:“中国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政权。而爱护政权的方法就是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来行使它。行使它的关键,就是人民选举产生各级国家政权的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三)审判独立,司法半独立。“司法半独立”是谢觉哉的提法和首创,1937年,谢觉哉负责起草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明确规定了审判独立原则:“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谢觉哉指出:“审判独立问题,就我们现在的司法制度,不是形式上的独立,而是审判只服从法律的独立。行政机关对司法,只是帮助而没有干涉,帮助他办案,而不是干涉他办案。”谢觉哉认为,之所以强调审判独立的重要性,是因为行政权是一种管理权,审判权是一种判断权,判断要准确,就不能被法律之外的因素所干扰,不能受非法因素干涉,不能依赖于外在的强制,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地依靠法官个体的内在确信和社会整体的专业知识、道德伦理。[11]

他在解释陕甘宁边区司法机关与政府的关系时说:“某些学过法律的同志说:边区司法只是半权,不完全是瞎说。”[12]“考虑到审判独立,但仍然在边区主席团的领导下,使审判能适合于当时政治的环境。所以我们不主张司法与行政处于并立状态,而是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13]

半权就是半独立。所谓司法半独立,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仔细分析谢觉哉的言论,我们大致可以将半权这一概念的含义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边区不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司法权并非一项独立的权力,其产生和监督均受制于参议会(边区的权力机关);第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是并立的关系,而是上下级关系,司法机关受同级政府领导,在行政机关领导下独立审判,司法机关对同级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三,司法机关必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其一切活动不得违背党的领导;第四,在司法机关内部不实行法官独立,法官在审判业务上必须受院长的领导。

(四)投豆选举。谢觉哉首创“投豆选举”[14],所谓投豆选举,即用豆子(什么豆都行,如蚕豆、黄豆、绿豆)作选票进行选举。具体做法是,选举时候选人背对着选民在选举会场的前面坐成一排,在每一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每个碗上贴上候选人的名字。凡是18 岁以上的村民领到应选干部职数的豆子,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豆子放在“中意”的候选人的碗里,最后根据碗中的豆数确定村政府的人选。这种选举方式简单易行,既可以减少选举成本,又可以避免候选人对选民意志的影响和操纵,更充分地体现民意。有些村民怕别人知道自己将豆子投给了谁,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当时农村还编出歌谣来传唱“豆选”,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

为增强隐蔽性,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外,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在场。碗是仰着放的,各个碗中豆子的多少一目了然,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自主性受到先前的影响。挽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把每一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上把豆子投进去。一些村民按顺序将豆子投入到候选人的碗里或将全部的豆子投入到一个候选人的碗里,还有少数坏分子自带豆子,导致选举的公平、公正性受到伤害。陕甘宁边区在选举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克服了这个问题。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颗代表赵某;黄豆一颗代表李某;玉米一颗代表王某等,另外再发给每个选民一张小纸,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上,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经过不断摸索,“投豆选举”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许多地方实行的效果很好。

投豆选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认真践行民主政治原则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农民民主意愿和智慧的鲜活表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朴素的、易行的选举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行使了民主的权利。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拥护,根据地的广大农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宋金寿《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一书统计显示[15],陕甘宁边区1937 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80%,有些地方更高。例如延安蟠龙区几乎全体选民参加了投票,许多极少出窑洞门的小脚婆姨,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去参加选举。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1941 年的第二次选举中,仅据曲子县的统计,全县选民共25175人,参加选举的为20223 人,占80.4% ;另据吴堡第六区的统计,全区选民3505人,参加选举的为2961 人,占84.5% ;总计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80% 以上。

五、公正执法宽严相济(1949-1971)——法治思想完善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人政务院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起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又承担创建新中国司法制度的重任。通过谢觉哉的简历,我们知道谢觉哉虽然未接受到现代法学的系统教育,但自从投身革命之后,其工作的性质或多或少地总是同法律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谢觉哉的一生都是承担着探索中国新型司法制度的重任。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系统接受过现代法学知识熏陶和训练,或者研究过现代法律制度,甚至对法律问题真正感兴趣的人不多,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使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无暇去留心法律问题,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毛泽东曾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的一切,都是为战争的。”[16]民主与法制,新中国建国时就已提出。如1949年1月,谢觉哉指出:“民主和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或是衰败灭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一)司法工作,重视证据。谢觉哉在司法活动中一贯重视证据,取证和口供。他要求司法人员走群众路线深入调查研究,手迹证据,反对证据不充分就轻率断案,同时也反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1944年5月,谢老在代陕甘宁边区政府起草的司法指示信中说“比如证据口供,是判案的依据,常有不搜集证据,搜集了不研究。不要口供,有口供不研究而轻率断案的。”[17]这里是谢老针对边区某些司法人员不重视证据轻率断案的错误做法而提出了批评,并要求大家在审判中一定要重视证据,切忌草率从事。他还经常在审判和复查下级法院的案件中,纠正那些因证据不足而错判的案子。

“王观娃死刑案”即是其中一例。1937年5月,谢老任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不久,一天省裁判部(即省法院)送来“王观娃死刑案”卷宗,故判处他死刑,谢老反复研究卷宗后,提出了一系列疑问:王的罪究竟是什么?当过几年土匪都有何事实?今年抢劫了什么?何处抢的?抢的情况怎样?这些情况都未弄清楚也无确凿证据,就判人死刑,太不慎重了。于是谢老提笔批了四个大字“无从下批”。省裁判部看了批复后,重新调查审理,没有找到王观娃当土匪的证据,最后无罪释放王观娃,救了一条命。谢老还强调对已有的证据也必须认真研究,不能轻信,否则容易铸成大错。1943年秋,延安出了一件“谋杀亲夫案”。某机关干部食物中毒,毒药是其妻子从一男子那里弄到的,案发时家里还有剩下的毒药。谢老觉得奇怪便找主办人员询问并仔细查问了三位当事人,结果发现纯属误会。原来那男子从老乡处弄来治虱子的药,在院子里涂用时,这女子路过看见便要了一些。回家后,她将药放在炕头上,转身干活去了。她丈夫回家见了误以为是食物便吃了一点,结果中毒,后来他见事情闹大了,便没有对办案人员说出实情。谢老还查明,被抓的男女二人事前根本不认识,而这对夫妻感情也很好。可见有“证据”,如不认真分析很有可能犯大错误。

(二)合法取证,反对刑讯。刑讯逼供在中国历来盛行,封建社会如此,国民党政府时候也一样。在革命队伍中由于受过去恶劣作风的影响和“左”倾错误思想的危害,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土地革命战争期间,苏区肃反运动中大搞刑讯逼供,造成许多无辜者受害,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8]抗战时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重犯逼供信的错误,又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此谢老痛心疾首,他大声呼吁:“坚决废止肉刑——对反革命也应如此,因为不人道,而且也会得出不可靠的东西。‘重证据,不重口供’——反奸中偏偏逼供,结果许多靠不住。”[19]

(三)公正司法,标本兼治。司法工作与其他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工作如果脱离了其他部门的帮助,公正判决也不可能。“从各方面听取群众对司法的意见,听取当事人对审判的意见,因而检查自己的工作,哪些需要改进。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做,过去也没有这样做。只在法庭写判决,‘官无毁判’,‘不服,你上诉好了’。不仅不搜集政府、团体和群众的意见,甚至上级法院也不互相知道和交换经验。”[20]“社会上的事,没有一件是孤立的,总是有千丝万缕牵连的。现在社会上抢劫、偷盗的治安案子,都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因此,我们一面办案子,一面要考查社会原因,就可得出那是治标的,那是治本的。”“司法工作者一面办案,一面要考虑安检的社会原因。有些司法工作者,在一个地方做了相当时期的工作,对那些地方存在些什么问题,其原因如何?应如何解决?答不上来。这不是我们的司法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办理案子,而且要把案子发生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加以注意和研究,求出诊治社会的方法。”“社会上有很多事情,在这个地方是个别的,可以强迫制止;在那个地方则是普遍的,成为社会问题,不单纯强制所能办得到的。比如买卖婚姻,在法律上是禁止,但它是个社会问题,就必须经过妇女运动,经过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才能改正。又如某种同样的行为,因为量的不同,而引起质的不同……我们审判案子,要把案子联系到各方面来看,就必须要有政治认识才行。我们的政治在前进,法律也在前进。司法人员不要把自己看得特殊,认为司法工作者可以不懂政治。”[21]

(四)完善法律,培养人才。解放战争期间,谢觉哉担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开始了对新中国法制建设的思考和规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意见,该意见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他当选为人民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

在任期,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法律观,对各种传统的法律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抵制,并举办了司法讲习班,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人才。他强调:“如何培养大家守法的观念,是今后一宗大事,建设一个新社会,定要有人人遵守的规章,即只许这样,不许那样,违法者必罚。”他常说:“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如不遵守法律,不按法律法规办事,以致于随心所欲乱‘司’其法,必然会破坏这个国家的民主生活,从而使自己走向反面,成为罪犯。”

(五)亲自审案,平反昭雪。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4年多的时间里,此时已年近八旬,但他依然不顾年老体弱,每年有三个多月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到全国各地调查,及时纠正群众中一些冤假错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司法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错误,从思想认识上清除了对司法工作的各种错误理解。

“王某反革命事件。”1962年5月,谢觉哉视察西安时,抽查的案卷中看到“王某反革命”一案,王某先后向领导人和人大常委会等写了十几封信,攻击各项政策,市法院拟判死刑,省法院改判无期徒刑。王某不服,又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

谢觉哉仔仔细细看完了案卷中的全部材料,认为案子判得有问题。他说:“宪法有规定,人民有通信自由。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有什么罪?为什么反映问题就要判刑?而且判得这样重?这样对广开言路有什么好处?”谢觉哉态度明确,认为错了就错了,应该事实就是,有错必纠,主张无罪释放。经过一番激烈探讨,大家各抒其见,充分开展民主讨论,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将王某由无期徒刑改为无罪释放。但是承办此案的同志怕担责任,在案卷上注明:“这是谢觉哉同志在这里讲的,这个案子判错了,所以要改。”谢觉哉一笑了之,后来还谈及此事说:“为什么这样写,就是准备反右倾时,反不到他。”[22]

谢觉哉是“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曾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为新中国司法制度做出了卓越的奠基性贡献,也留下了一系列深刻的法治思想著述。研究谢觉哉同志的法治思想,既是对新中国司法工作重要历史元素的发掘整理,也是对谢觉哉卓越法治思想的弘扬继承,也对新时期进一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历史性成就,需要法治守卫;改革发展航船,需要法治护航。谢觉哉认为,“世事是天天变化的,人类应付的法子也就跟着变化”,要敢于“打破过去某些人所要求的样子”。在历史新时期,“社会各方面发生根本的变化,因而,我们的法律观,也必然随着改变,我们不要落后于时代” [23]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将发挥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监督落实的多项职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谋大局,把方向”。这完全与老一辈无产阶革命家的法治思想一脉相承。

(宁乡县文物管理局  李乔生 孙丙丽)

 


[1] 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权威观点为1919—194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陕甘宁文化协会1940年1月),本文结合谢觉哉生平及其法治思想将新民主主义细分为新民主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陕甘边区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

[2] 关于谢觉哉出身家庭,有不同的观点。谢觉哉曾说,我的老家是地主。谢觉哉:《致儿女,自北京(1962年3月8日)》,《谢觉哉家书》,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

[3] 王定国等《谢觉哉传》编写组:《谢觉哉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

[4]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青岛出版社2011年第1版

[5]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青岛出版社2011年第1版

[6] 毛泽东:《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44年

[7] 杨永华:《谢觉哉法律思想》,载李光灿等:《中国法律思想通史》(现代卷),山西人民出版1999年版

[8] 毛泽东:《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社1967年

[9] 易凤葵:《谢觉哉从“三三制”到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贡献》,《岳麓书社》2016年

[10] 宋任穷、薄一波、习仲勋等:《回忆谢觉哉同志革命的一生》,《人民日报》1979.07.14第3版

[11] 《审判独立 培养法制人才》,载《新中国司法制度重要奠基人谢觉哉——人民画报》,人民画报社2014年11月

[12]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1945年1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 谢觉哉:《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载《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14] 投豆选举与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创立)异曲同工,都是属于公开直接选举,与当时人民文化水平不高,识字率不高相关,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最为先进的政治组织形式;不同的是当时最高权力机关,投豆选举的政治基础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陶片放逐法的政治基础是雅典城邦公民大会。

[15] 宋金寿 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 毛泽东:《战争与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603页

[17] 王定国、王菲、吉世霖:《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1996年,第138页

[18]  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9]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70页

[20] 《谢觉哉日记》(上),1943年12月4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 谢觉哉:《在司法训练的讲话》(1949年1月),法律出版社,第159—160页

[22] 《司法公正 确立司法领域群众路线》载《新中国司法制度重要奠基人谢觉哉——人民画报》,人民画报社2014年11月

[23]  谢觉哉:《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相关信息

快速链接:
地址:长沙市政府二办公楼8楼 邮编:410002 电子邮箱:csswwj@163.com 电话:85425691
版权声明:长沙市文化遗产网 版本所有:长沙市文物局 湘ICP备09027684号
推荐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上版本浏览器,1024*764分辨率浏览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