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强市发展战略的思考——浅谈长沙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0-02-23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内容提要] 当下,“文化强市”已成为极其时髦的词汇。长沙决意立足于文化,推动城市发展进程。这是顺应潮流之举。本文阐述了文化遗产对于文化强市战略的特殊意义,设定了文化遗产的强市路径,为未来长沙的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和文化强市战略提出了些许参考。

[关键词] 长沙 文化遗产 发展策略

引  言

长沙提出文化强市发展战略,有着十分扎实的立论前提。首先,文化是城市的发展根基,城市发展离不开这个“软实力”。其次,长沙属于历史城市,不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而且拥有鲜活的现代文明要素,文化是长沙得以在国际国内产生影响的重要“装备”。再次,湖南省正在积极倡行“文化强省”,这与中央提出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共承一脉,而作为省会的长沙应责无旁贷地担当“龙头”。

所谓文化强市战略,就是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协调而又快速发展的一种方法和途径。文化强市需要有繁荣的文化支撑,同时还应拥有清明的政治、强盛的经济与和谐的社会。在这四项指标当中,文化与其它三项互相制约、关系密切。一方面,城市文化必须从城市其它领域获取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息和能量;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潜移默化而不停地向城市其他领域提供动力支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城市文化力”。事实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孤立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之外的文化繁荣,也不可能出现缺少文化支撑而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社会。因此,我们解析“文化强市”,绝不能只片面强调文化,而要把文化放置于整个城市生境中来予以通盘考量。

那么,文化遗产在“文化强市”战略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文化遗产如何顺应“文化强市”战略的工作要求?在开展文化遗产工作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文化遗产与文化强市深度关联

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至关重要的部分,是城市与生俱来且得到不断丰富的基因。它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动态性等多层属性特征,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政治导向支持、经济投入保障和社会广泛参与。反过来,文化遗产也同时为构建文化强市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现代文化的进步上提供源源不断的给养。文化遗产对于当代城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政治方面。文化遗产的地域性能解释和维持地方级的整体感,这是“文化强市”战略所必须具备的政治基础。“缺少了(文化)遗产所承载的脉络,除了我们个人的生活会被削弱外,就连国家的存在也会受到影响。”[1]再者,文化遗产为不同团体和地域合作也能起到桥梁的作用。这是因为,对“真善美”的认识趋同注定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文化遗产增进彼此了解,达到彼此欣赏的目的。当今,兼顾现代化与历史文化保护已成为城市先进性的评价标准,[2]越是尊重文化遗产的城市越能博取来自该城市外缘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文化遗产的又一政治功用。

经济方面。文化遗产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三个表征。一是城市市民从文化遗产中不断地获取知识与力量,提升自身的素质,增强创造力,这是城市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内在动力源泉。二是文化遗产是城市特有的标志,往往能够打响城市形象,吸引更多的投资人来投资兴业。因为,大多数的投资人更喜欢和有文化的地方打交道。文化遗产同时也具备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文化遗产观光业(通常称作“文化旅游业”)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有时会成为成长最快的产业,也可使经济发达地区锦上添花。

社会方面。文化遗产蕴含着过往哲学、历史、艺术等方面的信息,无不给人以慰藉。身处新旧交融之中,人们会感到历史在延伸,生命力在延续,自然而然就会感到亲和,思想也会得到开阔。而这,就是人的内心和谐。个人的内心和谐是构织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文化方面。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城市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城市要发展和获得强势,首先就要考虑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实践告诉我们,一味地因循守旧、禁锢于传统而自封是行不通的。但是,无端地抛开历史、抛弃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承载着历史与传统的文化遗产是城市现代文化生根和发育的母体,实现文化创新的基石。

名符其实的文化遗产资源大市

长沙,拥有悠久的历史, 20万年前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距今7000年已出现发达的文明,商周时期形成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至少自秦汉以降就成为了湖湘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上的长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绾毂东西,据南北交通之要塞。屈原、贾谊、杜甫、柳宗元等文化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长沙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张栻、朱熹等无不把长沙作为治学宝地。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书法家欧阳询、怀素,画家易元奇、齐白石,戏剧家欧阳予倩、田汉为长沙增添了无限光耀。长沙又是经世致用学派的大本营。曾国藩、左宗棠中兴清室,谭嗣同变法求新。黄兴累举义旗,为推翻帝制立下不朽功勋。毛泽东、何叔衡、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在长沙留下了众多遗迹。

长沙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靖港古镇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太平街为清末民初的历史文化街区。全市现已登录的不可移动文物843处,正在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新发现的文物点1206处。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地下文物埋藏区有68个。国有博物馆5座,社会类小型博物馆17座,馆藏可移动文物超过30万件(套)。拥有长沙湘绣、浏阳花炮等26项由各级政府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的文化遗产分布十分广泛,集山、水、洲于一体,楚汉名城、革命胜地特色鲜明。然而,对于长沙几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及其文化遗产,我们要格外倚重。兴许,它们就是强市之路的“文化大旗”:

一是史前时期。长沙对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做得很不够,但南塘遗址出土的一件白陶双耳罐残片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它不厌其烦地被满绘窗格、水波、花瓣和树冠纹,特别是所绘制的水鸟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证明这件器物并非一般实用器,而是一件与宗教或者其他权力密切相关的象征物。也就是说,7000年前的长沙已经步入了较高文明程度的社会,这是著名学者严文明先生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重瓣花朵式”式理论[3]的有力见证。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长沙对于史前文化的建树是指日可待的。

二是商周时期。被尊为国宝的四羊方尊、人面方鼎、青铜大饶均出自长沙宁乡。现藏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两羊尊和日本住友铜器馆的虎食人卣,据传分别出土于宁乡沩水岸边和长沙县跳马涧。[4] 自上世纪以来,出土于长沙境内的青铜重器已达60余件,以精美浑厚而著称,由此不少学者把宁乡称作南中国的“青铜之乡”。2001-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宁乡炭河里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西周早期我国现今唯一的古城遗址。[5]这表明,长沙曾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三是楚汉时期。长沙楚墓发掘至今已逾3000座,出土了包括子弹库缯书、人物龙凤帛画在内的一大批珍贵文物。西汉长沙国是长沙历史上的又一辉煌时期,马王堆汉墓使长沙第一次享有世界性影响,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被评为1993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长沙国王陵及贵族墓已发现20余座,且分布相对集中。长沙的出土简牍数量超出全国各地数量总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1996年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达14万余枚,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献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6] 曾使长沙又一次轰动世界。

四是唐宋时期。铜官窑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民间瓷窑。丰富多姿的器物造型,浑然天成的雕塑艺术,独步一时的釉下多彩,溶中西方文化于一体,开诗书画装饰之先河,堪称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这一时期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还有岳麓书院和马楚政权。岳麓书院至今还在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史料记载的马殷南楚国曾使长沙城盛极一时。

五是明清时期。明代长沙城是藩王的治所,明藩王府虽毁于明末战争,但近年来所出土2米见方的石柱础和硕大的琉璃瓦当足见长沙城往昔的辉煌。最近,文物部门又在长沙县发现了近10座大型明代贵族墓,这无疑为我们诠释明代的长沙增添了珍贵的资料。长沙又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重臣的根据地,更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源地。所有这一切,正是长沙实施“文化强市”战略不可或缺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近乎严酷的工作现实

  一个时期以来,长沙的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注,整体上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同时又面临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长沙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遗产保护状况还令人忧虑。部分不可移动文物处于濒危状况,文物的历史环境元素正在加快消失,相当一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馆藏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重问题,全市金属类、竹木器类、纸质类等几种质地的珍贵可移动文物状况欠佳者高达62%。[7]

二是破坏文化遗产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在城区,长沙正面临“脱胎换骨”式的旧城改造,在农村也面临“泛城市化”的倾向。基本建设对建筑类、遗址类文化遗产的破坏屡有发生。无章修缮是文物遭致破坏的又一表现。如裕湘纱厂码头全部遭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全新的石料。另外,文物盗掘又卷土重来,自2008年底至2009年初,全市遭破坏的古墓达20座。

三是文化遗产保护依然是绝少数人的事业。当前长沙的文化遗产保护主要靠文化遗产工作部门和文化遗产管理单位,各级政府的工作部门和社会力量还发动得很不够。文化遗产部门和单位几乎是单打独拼,文化遗产保护难以形成好的事业发展氛围。

上述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诱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观念淡漠。长沙的文化遗产保护严重缺乏社会基础,即保护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各阶层社会的广泛认同。倪斌一语道破天机:“我国上至官员、学者,下到商家企业和平民百姓,或从发展地方经济、旅游事业,或从保护的方式方法,或从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着轻视乃至不屑的状况,使得保护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 [8]

第二,制度缺失。首先是政府责任制没有落实。市级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改革和领导责任制上还抓得不够;县级政府将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规划束之高阁,甚至有的区县(市)政府视文化遗产保护为沉重包袱而采取逃避的办法;乡镇(街道办)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几乎没有作为。其次是文物行政管理制度缺失。文化遗产保护应由多个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但是部门间如何实现协同管理的制度严重缺乏,造成了文化遗产管理工作并不到位,而且往往作为这项工作牵头的文化遗产行政部门被边缘化。

第三,资金缺乏。我国的文化遗产绝大部分为国有,在保护投入上依赖公共财政的支持,而公共财政毕竟在一定时期内实力有限,加之现行的各项政策很难让文化遗产保护吸纳到社会资金投入,故导致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严重不足。

第四,队伍乏力。当前长沙的文化遗产工作队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欠缺的。文化遗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奇缺,真正既懂遗产事业又精于管理的人员少之又少,乡镇(街道办)文化专干的积极性调动得十分有限。在各文化遗产事业单位中,也存在工作责任心不强、专业尖子不多、管理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稀缺的现象。

第五,方法落后。各地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以毫无科学根据地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片面孤立保护而了事,而没有较好地引导让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经济社会生活。这种方法往往起不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效果:保护范围形同虚设,高度控制频繁突破,导致文化遗产意境损失殆尽。

现实表明,长沙文化遗产工作正面临保护与建设、保护需求与投入不足、当下利益与长远发展的突出矛盾。因此,需要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提升公众保护意识以及构建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上作深入而细致的探讨。

文化遗产之强市策略

长沙文化遗产的强市之路何在?笔者认为,主要在于构筑五个“强势”:

一是强势的历史文化景观。大型历史文化景观不仅是城市身份的显著标志,而且还足以让城市快速而持久地见著于世界。因此,修复具有长沙特色的大型历史文化景观在“文化强市”战略中已显成尤为迫切。由于长沙非历代古都且饱受战乱影响,往昔风光不再,缺乏像秦兵马俑、三星堆那样单个具有强大震撼力的文化遗产,这使得长沙在历史文化景观策略上只能走“景观群”的道路。岳麓书院、橘子洲、刘少奇故居业已形成一定“气候”,但仍需进一步整饬生存环境和深度发掘文化内涵,实现加热升温。炭河里商周城址、贾谊故居、马王堆汉墓遗址、西汉长沙国王陵、铜官窑遗址、黄兴故居、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及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望城靖港古镇无一不是长沙特有的文化遗产,应逐个列入高位决策,予以推出。必须指出,历史城市的小型历史文化景观往往是城市的文化氛围。如果把大型历史文化景观比作一朵花的话,那么小型历史文化景观就是一片片绿叶,只有同时拥有“鲜花”和“绿叶”,城市文化才会光彩四溢、五彩缤纷。因此,长沙文化遗产的强市策略也不应忽视对小型历史文化景观的关怀。

二是强势的博物馆网络。构建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馆网络体系是文化遗产强市策略的又一硬性指标。长沙的博物馆网络应以综合性博物馆为龙头,以文物专题博物馆和其他行业博物馆为两翼,以私人博物馆作重要补充力量为指导方针,建设具有浓郁的长沙特色的博物馆文化。

综合性博物馆:所谓综合性博物馆,是依托历史文化遗产和一定形式的空间,利用相关手段来向广大民众展示一座城市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一个时期面貌的公共文化窗口。它肩负着诠释城市基本特征、研究和推介城市文化的重任,是城市博物馆的“龙头”。正在建设中的长沙市博物馆无疑应担当这一重任,引领博物馆文化的潮流。

文物专题博物馆:长沙在现有基础上还要加速一批文物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一是依托炭河里遗址建设长沙青铜文明博物馆;二是依托西汉长沙国王陵建设长沙国博物馆;三是依托马王堆汉墓遗址建设马王堆汉墓博物馆;四是依托铜官窑遗址建设长沙铜官窑考古博物馆;五是依托岳麓书院建设中国书院博物馆;六是依托曾国藩墓园建设湘军博物馆;七是依托清水塘文化设施建设湖南近现代史博物馆;八是依托无形文化遗产资源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此外,考古发掘所揭露的重大考古发现,应予就地保护并建成专题博物馆。

其他行业博物馆:长沙拥有较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尚存一些商业百年老号,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现代知名企业,应引导它们建立博物馆(陈列馆、标本馆)向社会开放。譬如,湖南湘雅医学院完全有必要建立一个医学博物馆。

私人博物馆:近现代以来,长沙培育了一批文化艺术名人,当代又涌现出了众多的艺术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文物收藏家。应重点支持他们辟建专门的展示场馆,或者利用长沙丰富的历史建筑设立私人艺术馆和陈列馆。

三是强势的文化遗产研究成果。对文化遗产的研究是文化遗产强市策略的重要领域。近年来,长沙市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已出台了《文物专业课题及工作研究奖励制度》和《文化遗产较大型研究课题申报评审补助制度》,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无论在成果数量还是质量上,文化遗产研究尚显功力不足。因此,长沙应从政府高层的角度对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给予进一步的重视和支持,为进一步振兴文化遗产研究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考虑到长沙文化遗产研究的任务繁重和本身人才窘迫的现实,必须选定基础较好的领域实施突破。如在史前文化、商周文明、长沙国历史、三国吴简等课题方面好好计划、扎实推进,就会较快取得丰硕成果。此外,长沙在文化遗产研究方面还要充分利用省会城市的优势,很好地集约当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力量进行“会战”,以期出现“多快好省”之功效。

四是强势的文化遗产人才群体。长沙的文化遗产人才是相当匮乏的,尤其是缺少在当前国际国内拔尖的人才,这对于实现“文化强市”来说无疑是块“短板”。长沙的文化遗产工作呼唤五类人才:第一类是文化遗产学术人才。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问题是关系到长沙能否不断地在国内外扩大影响的重大命题,也是关系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否越来越多地得到民众认同的大事;第二类是文化遗产规划人才。在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的情况下,依靠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可以缓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第三类是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人才,诸如不可移动文物维修保护、馆藏文物科技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建设等方面的人才;第四类是文化遗产法规建设人才。长沙文化遗产的法规建设任务相当繁重,急需一批既懂法律又懂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才力量;第五类是文化遗产经营管理人才。现代文化遗产单位的管理者除懂遗产知识外,还要懂得经营。 “双素质(scientist and manager)的遗产管理人才,在发达国家也是非常需要的。” [9] 

五是强势的文化遗产品牌。文化遗产品牌是衡量一个城市或地区文化遗产工作能量大小的标志,也就是文化强市的“招牌”。湖南省博物馆、岳麓书院已显现出品牌效应,但是,文化强市的战略要求更需在历史文化景观、文化遗产科研机构、博物馆乃至文化遗产人才方面塑造出品牌。然而,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走循序渐进的道路。当前应重点培养如下几个品牌:

马王堆遗址文化公园。湖南省博物馆是主要依靠马王堆出土文物形成的文化品牌,现进一步发展已经受到多种因素的局限,而马王堆汉墓遗址同样受世人关注,但尚未得到“激活”。应整合马王堆汉墓及其出土文物和省博物馆的人力资源优势,重新审视马王堆汉墓发展问题。建成马王堆汉墓专题博物馆与汉墓遗址相互毗邻、互作诠释的大型遗址文化公园,是做大马王堆文化遗产品牌的必由之路。

贾谊故居。贾谊作为西汉时期的政论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一直受到世界华人及中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推崇,贾谊故居更是湖湘人民的一大精神场所。所以,全面修复贾谊故居,恢复明清时期的园林建筑格局是发展长沙文化遗产品牌的重要内容。而今,修复贾谊故居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迫切需要一个“龙头”景观,所以,无论从城市特色保护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亟待贾谊故居修复工程尽快实施。

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遗址核心区达800亩,文化积淀深厚,自然环境优美,是长沙不可多得的文化地标遗产。应按照国际级的标准进行高起点规划,形成一个文化生态型公园。

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是目前世界唯一的集简牍典藏、保护、研究和展示功能为一体的机构,颇具品牌潜质。其品牌路径应着力于四个方面:一是加快对长沙简牍的整理和研究,定期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把长沙简牍构筑成为一门显学;二是搭建好国际性学术平台,集约国际国内简帛学人才,把长沙简牍博物馆打造成为简帛学博士后流动站;三是重新设计和布置陈列展览,进一步增强其专题性、艺术性、知识性和感染力;四是加大简牍及其他古代书写载体的征集力度,争取冠名为“中国简牍博物馆”。

警惕文化强市仅仅成为一句口号

庞朴曾经坦言:“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代价的社会实践,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 [10] 这句至理诤言道出了文化遗产对于未来发展的非凡意义,无疑值得长沙在实施“文化强市”战略中认真汲取。长沙要实现文化遗产的强市蓝图,必先有科学的理念和扎实的措施,否则,要做强长沙的文化遗产事业或者说长沙要实现“文化强市”,都无异于是彻头彻尾的空口号。

理念篇。理念往往是新思想的代名词,而思想是行动的指针。长沙的文化遗产工作要根植如下三个理念:

理念一:科学定位。文化遗产不可再生,而代际公平要求将其世代相传,永续利用。既然我们已经认同文化遗产对当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就应该在长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盘中找准文化遗产的客观位置,着力去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认知文化遗产对于“文化强市”战略的重大意义,就应该拥有文化强市的宽广胸襟而善待文化遗产。虽然我们正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遗产当成经济建设的附庸,而应把它作为一项与经济社会发展彼此关联的事业来呵护与推进。

理念二:大遗产、大保护、大利用。所谓大遗产,指的是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不可移动的和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也包括各类文化遗产所关联的生态环境。它要求保护文化遗产不仅只针对遗产本身,也应关怀与遗产关联的自然生态。“大保护”是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而言的。保护文化遗产虽由政府主导,但必须凝聚公众之力。“只有当大多数人欣赏、珍惜、享受文化遗产,它才会受到有效保护。”[11] “大利用”强调文化遗产在依靠经济社会力量得以保护的同时,必须融入当代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切忌因消积保护和静态保护使文化遗产流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正所谓“一切历史都应是当代史”。

理念三:“抓大放小”。“大”指的是级别高、发展潜力大的文化遗产,“小”则是文化遗产中级别相对较低且保护利用受到较多制约的遗产个体。政府应该树立抓“大”放“小”思想,即对于大的遗产,由政府牵头进行强势保护,予以充分合理利用;对于小的文化遗产则将保护职责下放,交由社区、专家组织和社团组织管理和使用,做社区、组织的文化基地,使文化遗产融入基层社会生活当中。

措施篇:再好的理念终究要落实到措施之上,否则,文化遗产的强市策略也只会是“空想社会主义”。

措施一:推行层级管理。长沙必须构建(国家、省)→市→区县(市)→乡镇(街道办)的文化遗产政府层级管理体系,体系的下端是村(社区)、文化遗产管理单位,抑或是其它社会组织。这是长沙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模型。需要指出,在目标管理责任制普遍推行的当前,文化遗产工作应尽快纳入政府间的层级考核管理。如是,则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新机制才会形成,长沙的文化遗产事业才有可能变成“全民事业”。

措施二:加强法规建设。首先要完善地方性法规。以《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基础,制订《长沙市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并分别出台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细则》,做到保护责任、管理权限等问题一一明确,务求实用。其次建立遗产登录评估制度。应参照国内外的经验,分门别类地建立起文化遗产登录评估标准和程序。再次制定文化遗产管理的工作准则,重点解决部门工作协同和遗产单位的工作衡量标准等问题。

措施三:确保资金投入。一是要加大对长沙文化遗产的公共投入。根据文化遗产修复、文物安全、社会教育、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经费需求,综合确定市、区县(市)、乡镇(街道办)在各自年度GDP中的比重。二是要在税收刺激资助文化遗产保护、设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尝试文化遗产有偿使用等多个方面,为文化遗产吸纳社会资金。三是要鼓励文化遗产单位或相关文化遗产社会组织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实现以文化遗产养文化遗产。

措施四:优先人才发展。人才队伍是文化遗产强市策略的根本。令人欣喜的是,长沙已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才涵养计划,这对缓解文化遗产领域人才缺乏的矛盾很有帮助。但是,文化遗产保护毕竟是个特殊的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应遵循文化遗产工作的规律和要求。除引入人才、借用外脑和委托培养外,要特别重视现有人才成长环境问题。长沙应从遗产机构设置、工作经费安排、激励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为人才发展注入能量,鼓励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大人才。

措施五:提升公众意识。提升公众意识,应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广设公众教育。通过吸引民众参观博物馆、考古现场,制发遗产媒介产品、展板,组织专家开坛设讲和纳入全日制正轨教育等手段,端正公众对文化遗产的认识;第二,鼓励公众参与保护。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环节当中,以一定的形式吸纳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服务;第三,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采取设立举报奖励等制度,动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实行监督,其力量不会亚于一部法规的作用。

结  语

文化遗产资源大市、文化遗产工作和文化强市,三者之间本没有太多的联系,除非我们已经意识到。王镇华先生说:“懂不懂(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反应在文化价值的了解上,也反应在为此价值肯不肯以实利去争取;否则,怎么叫懂呢?”就让它来检验长沙的“文化强市”实践吧!

             

参 考 文 献

[1]《文化遗产保护应从国际视野中寻找新理念》曹凛,《中国文物报》,2008:第266期

[2]《城市发展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对策》张凡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8 P7

[3]《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严文明《世纪大讲堂——国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5 P25

[4]《长沙重大考古发现(综述)》(待出版)邱东联

[5]《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向桃初著,线装书局,2008:7 P102

[6]《长沙走马楼J22号古井发掘简报》宋少华等《文物》1999:第5期

[7]《长沙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曹凛,http://www.cnki.net

[8]《历史文化保护初探》,倪斌,《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第5期

[9]《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及中国的启示》徐嵩龄,《表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2005:第2期

[10]《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庞朴著,海天出版社,1995:P235

[11]《文化遗产——保存、鉴定和管理》中文版,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出版,葛兰·艾波林著 P59

 

(长沙市文物局  曹 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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