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29”古墓葬被盗案的思考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0-03-02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2009年7月,湖南长沙市侦破了2008年“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摧毁了一个跨省的特大盗掘古墓葬团伙,并追缴了一批珍贵文物,打响了针对盗掘古墓葬的成功一炮。这是文物、公安两部门联手打击文物犯罪的成功范例,表明了长沙市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强决心。近年来,由于各级人民政府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全国的文物保护事业得到了健康而快速的发展。然而,偏偏在这种顺境中,像“12.29”这等要案还是发生了!这一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那么“12.29”古墓葬被盗案发生的缘由何在?这宗案件对文物保护有哪些方面的启示呢?

一、“12.29”古墓葬被盗案的基本情况

“12·29”古墓葬被盗案共发案11起,共计20座历代墓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被盗掘古墓葬分别地处长沙市的五个区(县、市),墓葬的时代特征明显,已判定战国时期墓葬有3座,西汉墓11座,东汉墓1座,清代墓5座。这些古代墓葬是长沙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见证。特别是位于望城县、岳麓区交界、方圆约6.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11座西汉古墓,已被确认为西汉时期长沙国王陵及其贵族墓,葬制规格较高,墓体规模较大,是研究汉代长沙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长沙经济社会发展可利用的重要资源。上述古墓葬均属于长沙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或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文物点。绝大部分古墓被盗掘发生在今年春节前和春节当中这个时段,具有明显的团伙作案痕迹。已确定12座古墓葬的墓室被犯罪分子“光顾”,因此墓葬受损严重,其余古墓葬则受损程度较轻。

“12·29”古墓葬被盗案是近年来全国少有的文物违法犯罪重案要案之一,给长沙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较严重的损失,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它引起了各级的高度重视,也牵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整个案情体现出五个特点:一是涉案面广。一方面涉案犯罪嫌疑人众多。整个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高达60余名,分别来自国内8个省的23个市、县,盗墓手法熟练。另一方面是破坏范围大。遭“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作案团伙破坏的古墓涉及多个省、市,除长沙市20座历代墓葬外,长沙周边地区特别是江西省的一批古墓葬也遭到洗劫,山东省的古墓葬盗掘案也与该团伙成员相关。

二是犯罪团伙组织严密。“12·29”古墓葬被盗案犯罪团伙具有犯罪集团性质,该犯罪集团由三个犯罪团伙组成,其主犯分别来自湖南、江西和山东。犯罪团伙分工明确,湖南籍犯罪嫌疑人负责人员组织,收集信息,“协调”当地关系,如遇异常情况,则持械驱赶和恐吓群众;江西籍犯罪嫌疑人负责出资、后勤和分赃;山东籍犯罪嫌疑人则负责提供相关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在文物清点、鉴别、倒卖等方面都有专人负责,实行“一条龙”作业。手段专业。该团伙的盗墓装备先进,汽车、发电机、金属探测器、氧气罐、膨胀炸药等专业作案工具一应俱全,并持有凶器,犯罪气焰十分嚣张。

三是各级高度重视。“12·29”古墓葬被盗案发生后,长沙市的多位领导同志及时作出批示,市人民政府先后于2009年3月10日和3月18日两次召开办案工作专题会,明确了办案要求,给予了经费保障。市公安局局长亲自领导侦破工作,市文化局、文物局组建了以局长牵头的专案协调组,主要发案地的望城县人民政府也成立了由县领导挂帅的办案工作小组。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对“12·29”古墓葬被盗案高度重视。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来长沙督办此案,提出明确要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董保华多次组织究问“12.29”古墓葬被盗案,并与湖南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湖南省公安厅、文物局按照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为本案的侦破做了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案件成功侦破后,国家文物局与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单霁翔、童明康等国家文物局领导亲抵长沙,与湖南省、长沙市的领导同志一同出席表彰会的各项活动。

四是侦办力度大。“12·29”古墓葬被盗案自发案始,长沙市公安部门就明确提出了把案件办成“最佳社会效益、全额抓捕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追缴珍贵文物和从严打击犯罪分子”的铁案。抽调60名精兵强将组成了专案组,并确定专人对侦办工作实行跟踪督办。专案组辗转于8省之间,行程数万公里,不舍昼夜,为本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在办案过程中,长沙市公安和文物部门认识高度统一,公安部门冲锋在前,文物部门专门组织10余名专业力量和工作人员配合专案组办案。

五是成果显著。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奋战,“12·29”古墓葬被盗案已成功告破,现已捕获犯罪嫌疑人53名,主要犯罪嫌疑分子已全部落网;收缴涉案文物304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2件,二级文物48件,三级文物89件,并追缴了一批涉案物资,彻底摧毁了一个横跨湘、鲁、赣等多省的特大盗墓团伙,取得了预期效果。公安部、国家文物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充分肯定“12·29”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侦办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次案件侦破力度大,打击有成果,望再接再厉。”

二、“12.29”古墓葬被盗案爆发的社会背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随着我国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和各级文物行政管理机构的不断完善,全国盗掘古古墓葬行为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近几年来,盗掘古墓葬现象出现了迅猛抬头之势。此类案件在各地频繁爆发,令人深思。笔者认为,文物盗掘从沉寂多年到近两年几近猖獗,有其深层次的社会背景:

一是媒体导向偏差。近年各级各地的媒介不断推出一些所谓的“鉴宝”节目,在节目中过分注重向社会渲染文物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文物本身所承载的精神文化价值。对文物经济价值的过分宣传,让部分犯罪分子萌发了一夜暴富的贪念,从而铤而走险,置法律而不顾。古墓葬作为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生存形式,蕴藏着十分丰富的历史珍品,饱含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因而更容易成为文物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12·29”古墓葬盗掘案团伙的某主犯在接受审讯时坦言,他经常观看一些电视台的“鉴宝”类节目,了解相关行情。

二是基层守护缺失。我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遗产大国”,文物遍及广大城乡,点多面广,保护管理的难度相当大,仅仅靠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从法律层面实施宏观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充分调动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派出机构(主要指各街道办事处)的积极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走全社会共同保护的路子。反观当前,尽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文物行政部门工作在众多的方面积极而为,但最基层的一级人民政府或政府派出机构由于人力、财力缺乏等诸多因素致使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职责缺失,既对文物保护投入少又没有较好地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参与文物的日常管理,导致了文物缺乏一个最基层的保护末端,给文物盗掘提供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全国的“三普”工作启动后,大量的古遗址、古墓葬被发现,如果没有最基层人民政府的组织参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呵护,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员和文物工作者纵使长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保证各文物点免遭劫掠的厄运。

三是对文物市场的监管不够。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文物鉴赏、文物收藏已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特别是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在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因此文物市场日趋活跃。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滞后,各地文物市场尚处一种无序的发展状态。尽管在《文物法》中国家只允许有合法的文物商店和文物拍卖机构存在,但文物市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形式,已迫使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当法律的规定不能较好地切合客观现实时,规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再者,进入流通领域的文物是由文物、工商、公安等多个行政部门共同进行管理的,但是,对如何共同管理,在法律法规上并无明确界定。因此,经济的发展为文物市场的兴盛提供了条件,而疏于管理的文物市场往往成为了犯罪分子销赃的渠道和场所。在捕获的“12.29”古墓葬被盗案中,有一名主犯,就是活跃在某文物市场的“老板”,他既是该盗墓团伙的出资人,又是倒卖文物的组织者。

四是犯罪分子“重操旧业”。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全国对盗掘古墓葬行为有过重拳出击,判决了一批文物犯罪分子。而今,这批人员已陆续刑满释放。由于这些刑余人员在服刑期间并没有“改造”好,加之社会对这些人也缺少足够的关爱,就连基本的生存问题有时也得不到保障,所以其中的部分出狱者很快地就走上了重操“故业”的道路,并且还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徒弟”。在“12.29”古墓葬被盗案中,就有好几名犯罪嫌疑人曾犯有“前科”,并且其中负责盗掘技术的人员还存在着师徒关系。

五是打击犯罪不力。近年来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古墓葬被盗事件,有些地区的公安部门面对盗墓案件不闻不问,事不关已而高高挂起,有的公安机关对待盗墓案虽在程序上作出了立案,但实际上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动作,还有的以没有办案经费为由,采取逃避责任的“战术”,所以盗掘古墓葬案的结案率极低,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在此次案件侦查过程中,长沙的公安干警赴某些省、市调查取证时,就了解到与“12.29”案相关的一些案件在当地早已立案,但一直没有“下文”,某市文物部门的同志对长沙公安如此重视文物案件深感意外。

六是文物普查相关工作的影响。首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启动太迟。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已完成了两次文物普查,发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文化遗产并施以了积极保护。由于对“文物”的范畴在观念上的局限性和人力、才力的不足,这两次文物普查并没有做到摸清“家底”。截止7月底,长沙市“三普”的田野调查任务刚刚过半,新发现的文物点已逾千处,远远超过了前两次文物普查工作所发现的文物数量。这说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断加深,文物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变得更加丰富了,另一个则说明前两次文物普查存在漏项。若不是这样,“三普”工作中的重要发现怎么会捷报频传?然而,全国的“三普”工作毕竟起步太晚,与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相距达25年之久。如果我们早10年启动“三普”工作,将新发现的文物点早日置于法律的庇护之下,“12.29”案遭破坏的历代古墓葬就很有可能不会是如此悲惨的境遇。其次,“三普”后续工作滞后。“三普”工作启动前,我们对后期的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估计不足,尤其是新发现的文物点在调查出初步情况后,在各级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前,对于它的保护管理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加之各地在忙于抓速度、赶进度,专注于田野调查而忽视了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登录,并按照《文物法》的要求落实“四有”工作,导致在管理上出现空档。再者,“三普”的宣传工作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三普”工作需要宣传,然而,宣传也是一把“双刃剑”。“三普”工作的宣传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三普”工作,但是,在没有解决管理保障之前,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往往会使古遗址、古墓葬和传统建筑遭致犯罪分子施予的毁灭性打击。所以,“三普”的宣传工作也要因时、看对象、分场合,否则,就会不经意地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情报。

三、12.29古墓葬被盗案带来的启示

12.29古墓葬被盗案虽然成功告破,但文化遗产遭受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其教训是深刻的。毫无疑问,该案充分暴露了基层的文物安全管理乃至整个文物保护工作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和问题,这一点应引起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的高度注意。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克服当前文物保护安全管理工作所存在的不足,建立起各级政府主导、广大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新机制已迫在眉睫,笔者曾目睹过被盗古墓葬之惨状,经历“12.29”案侦办全过程,也参与了案发后长沙市相关文物保护政策的编撰工作,感慨良多,感触尤深。我个人以为,“12.29”案对于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至少有如下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文物执法必须走文物公安联合的路子。

任何一项行政管理工作,都有正反相济的需要,即正面的引导管理和对违反管理规定行为实施打击教育。文物行政当然不例外。我国在文物保护体制上,采取的是多部门齐抓共管的模式。尽管文物、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牵头负责遗产的管理,但公安部门也肩负着一定的工作职责。文物、公安两部门联合执法,这是文物及相关法律的要求。这是因为在处置文物违法犯罪行为过程时,文物部门往往存在人员量不足、强制力受限等不利因素,而公安部门虽有侦查、强制职能,但又存在文物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因此,在文物执法工作中必须走文物公安联合执法的路子。“12.29”古墓葬被盗案的侦破工作,如果单纯地交与公安部门或者文物部门一家来办,能够取得如此迅速和显著的战果吗?显而易见,其答案是“不能”。所以在“12.29”案发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就立即组建了一个“长沙市文物公安联合执法办公室”,并将“12.29”案作为其首个办案任务。联合执法办公室由市文物局与市公安局(经文保处、刑侦支队)组成,公安与文物部门在办案时既分工又合作,在查处文物犯罪行为时,由公安部门牵头、文物部门予以协助;在查处一般性文物违法行为时,由文物部门牵头,公安部门实施配合,实行“以防为主、以打助防”。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双方建立起信息通报和联席会议制度,构建起文物执法的快速反应机制。单霁翔局长称这是“文物行政执法工作的一次创新”。

启示之二:文物安全首先应解决基层管理缺失的问题。

盗掘古墓葬、破坏文物是我们历朝历代均存在的现象,西方国家也或多或少有所存在。由于这类行为对于文化遗产的损坏是致命的,而文物安全又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基础和生命线,因此,解决文物的基层管理问题尤显重要。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要强化最基层人民政府(抑或是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的职责;另一个方面是确定文物保护的群众组织或专人。基层政府要端正对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摒弃文物是包袱、是累赘,文物保护是县级以上政府职责的不正确思想,树立“守土有责”的意识,把文物保护“五纳入”工作落到实处。在这一前提下,采取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各种手段,引导相关组织和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的日常管理,从根本上解决文物保护的工作末端缺失。目前,长沙市人民政府按照“政府主导、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文物保护新机制的构想,已经出台了《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办法》。《办法》一方面将文物安全列为了上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绩效考核内容,实行重大事故问责制,另一方面实行文物保护义务员补助制度,力求做到每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在“三普”中新发现的文物点均有专门机构、群众性保护组织或者专人进行管理。

启示之三:文物保护应当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它与现代经济社会建设紧密相连,应是根植于每一位华夏子孙不可或缺的精神场所。所以有识之士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然,祖国的文化遗产分布于广阔的国土之上,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当中,绝大多数的人们期待参与文化遗产保护,而且,就文化遗产本身而言,只有为当代所利用,方能体现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文物行政部门应暂时抛开文化遗产姓“公”和姓“私”的争议,逐步出台专门的政策,使文化遗产俯下身躯,做成社区的文化活动基地、各种社会组织的文化平台,乃至于做成符合文化传统习惯的经营场所。这样,既拉近了文化遗产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又可以缓解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压力。但必须强调,任何以损害文化遗产为代价的利用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启示之四:文物工作要注重社会教育

近年来,通过广大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人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产生了明显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相对于急待发展的文物事业的需要尚存一定的差距。导致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层面的,就文物部门而言,在文物工作当中轻视社会教育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文化遗产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蕴含着深邃的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是我们开展社会教育工作极佳的题材。当前,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纪念馆和相当一部分的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实行了对社会免费开放的制度,广大群众参与享受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已经被调动起来。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这一契机,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创新更多的文化样式,使人民群众在轻松愉悦中受到优秀文化和先进思想的教育,藉此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在这方面,长沙市已经作出了初步尝试,如送文物展览到社区、学校和乡村已经制度化,开设了市民文化遗产讲堂和文化遗产网站,鼓励专家送讲座到基层和机关等一系列举措,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启示之五:宣传导向应走出误区

“盛世收藏”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惯。随着收藏热的升温,电视台、报纸等媒体纷纷开设相关专题节目和专栏。这对于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为片面追求收视率和认读效应过分地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进行宣传,不仅使文物沾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而且有辱中华文化的尊严。这种宣传导向要立即抛弃!文化遗产的宣传应以传播文化知识、塑造积极精神为主要任务,使受众认知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认同祖国悠久历史,激发爱国心和自信心,投身于现代化建设。同时,文化遗产的宣传还应引发受众对逝去文明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唤起其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客观地讲,任何文物都是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的,但经济价值仅仅是文物众多价值中的一个小的方面。在宣传一件文物时,尽可能详细的阐释它的文化艺术特点反而对其实现经济价值会有较大的帮助。这就好比读书,“读书百遍,其意自现”。

启示之六:要切实加强对文物市场的管理

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对文物的精神文化需求带来了文物市场持续走旺,显然,当前以“国字号”为主力军的文物商店是难以满足民众对文物流通市场的需求的。因此,各地的文物市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由于国家现行的政策并不承认文物市场的存在,也就无从谈及针对文物市场的相关立法工作。目前,这些自发成立的文物市场普遍存在着鱼目混珠的现象,又不可能予以取缔。因此,应采取积极务实的态度,改“堵”为“疏”,尽快着手文物市场的立法工作,为审慎计,可选择部分文物市场发展较快的省市进行试点,探索文物市场的管理经验,尔后再从国家层面出台具体管理办法,以利文物市场健康地发展。

启示之七:尽快推进“三普”工作

2007年启动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方兴未艾。随着“三普”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资源陆续被发现。对于这些文物普查新发现的文物资源,各地应实行边发现、边认证、边登录的原则,对确实在历史、科学、艺术等方面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遗产实施严格保护。如有可能,还要加快“三普”工作进度,尽早让一些文化遗产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要引起注意的是,对新发现登录的文物点的保护工作,应逐步制定保护规划,纳入各地即将开始编制的“十二五”经济和社会规划,进入各地的城乡建设的统筹规划。

启示之八:加强重要文物安防工程建设

文物安全工作要求人防、技防并举。由于当前我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不可能把所有处于野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技防监控的范围。这使得我们只能有选择地开展文物的技防工作。据了解,内蒙等地在这方面已为全国各地作出了榜样,专门针对野外重点文物安防薄弱的问题,采用了先进的“地下拾音”系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套安防系统由此而被誉为“草原神灯”。最近,国家文物局针对西汉长沙国王陵分布面积大且地理位置偏远的境况,已批准长沙安装“地下拾音”安防系统的请求。可以相信,设置该套系统对于长沙市野外文物的安防工作将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长沙市文物局 周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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