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遗址开发中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以长沙县影珠山为例
作者:市文物局 时间:2017-07-18 [ 打印 ] [ 关闭 ] [ 收藏 ]

引言

1931年9月——1945年8月,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而惨烈的战争也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见证日本侵略和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历史遗址遗物。作为抗战历史的物质载体,抗战历史遗址遗迹承担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抢救、维修、保护、研究、利用、开发有价值的抗战遗址,不仅可以给后人留下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向世界如实反映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为更好地与国际开展此方面交流合作提供基础和可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日本执政者和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罪行,不仅在教科书和各类场合中否认侵华的历史史实,还美化自身的侵略罪行,这种行为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更是对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公然挑战。遗址以其直观的物质形态,展现了抗日斗争的历史,正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政治运动的开展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蚀,很多抗战遗址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范围内,有着数不清的的抗战遗址处于被遗弃或无人管理的状态,甚至还出现了大量的抗战遗址被破坏、被摧毁的现象。由于遗址损坏之后不可再生,所以战争遗址的破坏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近年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也越来越关注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及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影响和社会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指出“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具有保护的价值”。[1]北京、重庆、黑龙江、南京、广西、湖南、上海等地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各种措施加强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2014年9月,国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80处),对抗战遗址的保护重视令人瞩目。2010年2月至2011年1月,长沙县对境内革命遗址进行了普查、登记和评估,摸清了长沙县内的革命遗址,其中涉及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的遗址达10多处。这些见证日寇滔天罪行的抗战遗址,如民族魂魄,更如国家瑰宝,弥足珍贵。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影珠山抗战遗址群。

近3年来,长沙县大力发展基层文化建设,其中就包括对原有的抗战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2015年,按照《长沙市抗战文物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方案》(长政办函【2014】185号)的通知,福临镇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被列入市重点园区建设项目,福临镇开始建设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打造以抗战历史文化为特色,生态环境优美、宗教文化浓厚、民俗特色显著的综合性遗址文化公园。经过两年多的开发建设,可以说在对抗战遗址的开发和保护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由于抗战遗址资源保护缺位、开发利用陷入思维误区,存在挖掘不深、认识不足、保护弱化、开发滞后、弘扬不够等问题,导致现有的抗战文化资源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本文试着通过剖析长沙县影珠山抗战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长沙县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初步建议,希望找到一条既能保障抗战遗址的历史文化特性,又能够具有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抗战遗址保护、开发思路。

一、抗战类文化遗址开发的理论分析

(一)抗战类文化遗址的涵义及特点

1.抗战类文化遗址的内涵

遗址,本是指的以前的人留下的具有社会、经济、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建筑物等人类活动的遗迹,既包括人类出于不同目的所建造的建筑群体,也包括人类对自然环境利用和加工而遗留的一些场所,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当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状况,它们不仅是历史的纪念碑和民族自尊与骄傲的象征,也是人类认识自身、获得知识与信息的载体,因而成为一种日趋重要的开发资源。[2]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将遗址界定为“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及考古地址的地方”[3],《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明确遗址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价值的不可移动的实物遗存。”[4]

抗战类文化遗址则是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人类在历史创造或人类活动遗留的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它记录着中国军民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敌忾同仇、痛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和战争历程,具有文物共有的历史、艺术价值,同时也拥有其他历史文物所不具备的特殊革命价值和旅游价值。通过对抗战历史遗址、遗迹的参观及凭吊,不仅给广大人民群众一次重温抗战历史的过程,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教科书。

抗日战争留存的历史遗址、遗迹数量非常多,分布泛而散,涉及当时国共抗战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有涉及日军暴行、国际援华、战后审判等各个历史侧面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战役的遗址、遗迹。例如西安事变旧址、平型关大捷遗址这一类。二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和反映中华民族遭受灾难的遗址、遗迹,例如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集中营等。三是反映人民战争的遗址、遗迹,例如河北省冉庄地道战遗址,四是反映中国人民博大胸怀的遗址、遗迹,它们体现了中国政府及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立场对日本战犯的宽待和改造,例如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五是反映中国人民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遗址、遗迹,例如柳州旧机场旧址就是当年抗战期间曾驻扎中国空军部队、苏联志愿航空队、美国飞虎队以柳州机场为基地与日军展开血战而留下的遗址遗迹。六是纪念死难烈士的碑、塔,例如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等。

2.抗战类文化遗址开发中存在的特点

遗址是历史的产物,具有不可再生性、真实性、不可移动性、复合性、延续性、残缺性、人工性和价值性。抗战类遗址的存在和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及背景密不可分,互相依存,蕴含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如果轻易改变也就没有了遗址存在的价值以及它带来的意义,加上遗址不能进行位置移动,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这就使其又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抗战遗址的这些特性都使得抗战类遗址在开发中面临种种困难:首先,要保持抗战遗址本身的多面性,开发需从它携带的全部历史信息入手,在不改变遗址原有性质的前提下寻找一条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结合的道路。其次,要维护抗战遗址历史的连续性,就要求必须要把抢救和保护放在第一位,做到“修旧如旧”,尽量维持其原状。第三,要保护抗战文化遗址环境的完整性,就必须重点保护、开发文物遗迹的历史环境,政府应该从加强立法层面,规划文化遗址开发保护的制度体系。第四,要坚持抗战遗址文化的真实性,保护和开发的各项工作都要有明确的依据,不能只依靠主观想象就妄下结论。

(二)抗战遗址开发研究的相关理论依据

1.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开放的公共管理和广泛的公众参与之间的相互融合,是为了满足公众需要以及维持秩序的一种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在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项目中,公共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和个人等多类主体,它们为了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必须维持相互依存、互相监督的关系。而想要将抗战遗址的价值和效应发挥到最大,实现遗址的科学保护与有效开发利用,就必须要做好切合实际的价值规划,建立多元的公共治理结构,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其中,同时,还需要明确各主体在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过程中的行动准则,加强监督,规范好各个参与主体,避免出现为了当前利益而对抗战遗址做出破坏,大搞旅游建设的不当举措。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把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当做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在抗战遗址开发过程中会出现“开发必然会对遗址本身及周围环境造成破坏,可是不动遗址、不对其加以改造却又很难实现开发”这样一对具体的矛盾。如何掌握好开发的“度”,处理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极为关键。只有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引导,制定科学有效的规划,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机制,才能将对“度”控制在最合理的状态,在尽量不损坏资源和环境的条件下实现双赢。

二、影珠山抗战类文化遗址现状

长沙县的影珠山作为一个关隘,因其陡峭怪峻,形势险要,控长、汩两县咽喉要冲,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为打通京广要道,于l939年先后四次犯湘。而影珠山下的长岳古道是长沙通往岳阳,或岳阳进入长沙的必经要冲,所以中国军队要守住长沙,就必须守住影珠山扼守的长岳古道,日本侵略者要进攻长沙,同样也必须先攻下影珠山阵地,才能够通过长岳古道而攻取长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敌我双方,谁控制了影珠山,谁就掌握了长沙会战的主动权。

就这样,影珠山成为反抗日军侵略的重要战场。1941年底长沙会战中,国民党第73、第20、第58、第37军奉命在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修筑战壕,围堵长沙城区溃退的日军。1942年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北退,沿途不断遭中国军队侧击、截击。进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遭到国民党军第73、第20、第58、第37军的拦截阻击和第4、第26、第78军的追击。日军主将第11军军长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进攻,在该地担任堵击的第20军、第58军立即进行反击,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1个混合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一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崎茂以下全部官兵被歼。而这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也一扫笼罩在中国上空的失败阴霾,给国人以振奋,各方对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

经过多次激烈的战争,影珠山上留存很多抗战痕迹。而且由于影珠山战区地理位置相对岳麓山战区较为偏远,地质结构更为复杂,所以抗战遗址群整体规模更加宏大,类型更加齐全,保存更为良好。但和全国绝大部分抗战遗址一样,影珠山抗战遗址、遗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重视,长期处于无人管理和维护的状态,甚至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部门利益,有些遗址在城市改造中被以“服从大局”“顺应历史发展”为由而进行拆除、改造了,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此外,受到风蚀、水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蚀,还有一些遗址因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风雨中飘摇。

(一)影珠山抗战遗址现状

1.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分布情况

影珠山抗战遗址群位于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福临镇境内的影珠山,由影珠山抗战阵亡将士墓群和战壕工事群、杨汉域将军勒石刻、58军军部指挥所遗址、新10师师部指挥所遗址、倭寇万人冢等组成,其中包括了多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革命军修筑的掩体、暗壕、交通壕、碉堡等战斗工事。其中,影珠山抗战战壕分布面积广,数量众多,占地面积1000000平方米。影珠山抗战遗址群在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由长沙县文物局发现登记,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点。2014年3月,被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影珠山抗战遗址数量、类型和功能

(1)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墓园:位于影珠山山顶,东经113°11′17.04″,北纬28°32′1.05″。这是在长沙会战中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195师阵亡的480名抗战阵亡将士的安葬地。1942年1月,195师与日军从第九混成旅团抽调精兵强将组建的敢死队“山崎大队”开展激烈战斗。战斗结束后,国民革命军第五十八军将牺牲的将士抬至影珠山顶安葬,并为他们修建抗日将士纪念碑,由当时鲁道源集团军的司令覃异之题写“倭寇未曾留片甲,英魂据此障长沙”作为挽联。纪念碑碑面文字为:“陸軍第一九五師湘北會戰于福臨鋪至上杉市之間,血戰三晝夜,大隊長彭哲高、連長頁良健以下官兵三百餘名為殉國難永垂不朽 大中華民國卅一年”。与此同时,担任58军军长的鲁道源将军还为牺牲的将士作了一首《影珠山烈士碑歌》。该公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严重毁坏,195师阵亡将士纪念碑被推倒,墓冢被夷平,墓碑主体、牌坊、碑刻等被附近居民、单位挪作建筑材料,用于修建水利设施。2015年,福临镇人民政府、长沙县文物局根据实地考察结果,结合史料及抗战亲历人的回忆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复原了墓园。目前,抗战阵亡将士墓处于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的核心景区位置。

(2)影珠山战斗工事遗址:位于影珠山山顶,分布面积广,数量众多,占地面积1000000平方米,多由花岗岩石垒砌,包括哨所、暗哨、掩体、战壕等,种类齐全,防御工事随着山势蜿蜒曲折,高低起伏,高的部分有将近一米,矮的部分不到六十厘米;宽窄不一,窄的只有几十厘米,宽的有一米多宽,工事遗址充分利用本地山石,或码放,或垒砌,简陋,随意性很强,对于研究二战时期军事设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其中,作为影珠山大捷的主要战斗场所,腰子坡一带战壕及战斗工事最为密集,不仅有密密麻麻的花岗岩石掩体和垒砌的岗哨、简易行军灶,还有几十道有规律的战壕。

(3)58军指挥所遗址、新10师指挥所遗址:58军指挥所遗址位于影珠山东麓,东经113°11′23.90″,北纬28°32′3.52″。原为陈公真人修炼之地,属于晚清时期的寺庙,在抗战期间,被征用为国民革命军第58军军部指挥所。后因历史原因,在1958年“破四旧”运动中被毁,现仅存基址,平面略呈不规则长方形,长约29米,宽约26米。现在地面杂草丛中随处可见古砖和麻石构件。新10师指挥所遗址位于腰子坡,东经113°11′33.98″,北纬28°32′12.63″。原为寺庙,现已无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该庙曾作为国民革命军第58军的新10师指挥所。遗址处为山坳里一平地,现在四周留有原建筑留下的石基础和护坡,指挥所遗址外围有哨楼和暗哨,并有多道平行的防御工事和进出道路,哨楼已经无存,暗哨垮塌,防御工事亦局部垮塌或缺失。

(4)抗日阵亡将士墓:位于福临铺南边杂上屋后山,主碑高约20余米,上刻《陆军一九五师福临铺战役阵亡将士墓》,底座宽约20米,高数米,由195师师长覃异之书写铭联及碑文。铭联为:比家山千秋不朽 福临铺一战成功。碑文为:长沙地控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倭寇图之久,营长史恩华奋战比家山,与全营壮烈牺牲。195师阻击福临铺,寇北退,长沙无恙,烈士之功不朽矣。

(5)倭寇万人冢:位于福临镇福临铺社区扎上屋后大场(原药材调拨站)内,建于1941年。日寇碑上碑由底座和主碑构成,主碑高约2.6米,宽约80-90公分,用两根花岗岩方柱上嵌一青石板,用篆书写五个大字:倭寇萬人冢。由鲁道源亲自为其作文刻碑,现残碑保存在福临镇人民政府档案室。

(6)杨汉域将军勒石刻:位于影珠山下青山铺天华村黄田里组,X024六公里处西侧,东经113°11′31.04″,北纬28°30′29.43″。石刻位于一处崖壁上,是原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杨汉域将军在1942年取得影珠山大捷后亲手所刻,展示了抗战军民对胜利的自豪及喜悦。整块石刻面向东方,刻于一块长 2 米,宽 2.2 米的花岗岩上,占地面积 4 平方米。岩石表面平整光滑, 凿有长1.2米, 高有1.54米的边框。 刻字内容为 “大中华民国卅一年一月聚歼倭寇于此蜀人杨汉域勒石”。

3.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历史文化解读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5]可见,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而言,历史遗址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纪念,而更是维系民族情感纽带、促进民族团结奋进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加之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发展中国文化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必然要求。

而抗战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抗战时期各族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气概。作为抗战历史的载体,抗战遗址既给后人留下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遗产,承担着唤起民族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多重作用,同时也是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加强与国际开展此方面交流合作的有力武器。加之影珠山抗战遗址群经历四次“长沙会战”,整体规模宏大,类型齐全,保存良好,对研究四次“长沙会战”的历史以及了解二战期间军事设施布置、战斗布局,以及国民党集体阵亡将士墓形制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

(二)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开发现状

长沙是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央政府、湖南省政府、长沙市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长沙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其中就包括了抗战类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而近年来,旅游业蓬勃发展,又遇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特殊时期,都给遗址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由于之前历史发展变革以及自然的风雨侵蚀,影珠山抗战遗址还是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经调查,影珠山抗战遗址大部分的地表建筑、抗战将士墓都遭到损坏,抗战战壕损坏程度较小。截止2017年3月,由于缺乏对影珠山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的总体规划,现存的抗战遗址中被真正利用起来的不足三分之一,而利用的较好的只有靠近影珠山山顶的抗战阵亡将士墓、58集团军军部指挥所、腰子坡战场遗址、新10师师部指挥所,这些相对而言遗址、遗迹较为集中的部分。

1.影珠山抗战遗址的保护情况

首先做到普查规划先行。2010年2月至2011年1月,长沙县对境内革命遗址进行了普查、登记和评估,共登记革命遗址83处,其中涉及三次长沙会战等战役的遗址达10多处。[6]而影珠山抗战遗址被评为长沙市市级不可移动文物点后,福临镇人民政府又组织相关力量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采取实地调研、征集战争文物、搜集历史史料、走访战争见证人等方式开展影珠山抗战遗址资源的全面普查,并于2016年邀请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影珠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6-2030年)》,对影珠山设置了一级保护区(严格禁止建设范围)、二级保护区(严格限制建设范围)、三级保护区(限制建设范围)。并就遗址区及周边的道路、环境、基础设施的改造以及景点打造意向、影珠山抗战遗址的保护措施、利用方式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下一步规范保护和科学合理开发利用影珠山抗战遗址资源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保障。其次,健全机构,充实队伍。成立了福临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小组,对每个不可移动文物都安排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员,制定了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制度和不可移动文物巡查和报告制度,极力减少对影珠山抗战遗址的破坏。第三,加强遗址的本体保护。2015年,在专业的文物专家带队下,对影珠山抗战遗址的一期工程进行清理、维护,将附着在遗址上的杂草、杂木、杂石清理掉,使得抗战战壕、坑道更好地显现在人们眼前。2015年9月,又在抗战战壕、抗战工事集中地腰子坡遗址处修建了几百米的游览栈道,一改过去游人可随意在遗址遗迹上走动,对遗址造成踩踏破坏的现象。同时,投入宣传经费,在影珠山抗战阵亡将士墓群、腰子坡战场、军部指挥所、师部指挥所等地设立了影珠山抗战遗址、遗迹的标志说明牌、浏览指示牌。

2.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开发现状

为加快影珠山的开发建设力度,长沙县委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为组长,县政协主席、常务副县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单位为成员单位的影珠山风景区开发领导小组。2010年,影珠山获批省级森林公园,2015年获批省级风景名胜区。2015年9月,结合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契机,开始建设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并举办了盛大的开园仪式。2016年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荣获“长沙市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为了保护抗战遗址,发掘抗战文化,将影珠山打造成长沙县重要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长沙县福临镇以“长沙会战”抗战类遗址群为核心,在影珠山风景名胜区内建设抗战遗址文化公园,核心景区26.4公顷。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主要由抗战阵亡将士墓群、58军指挥部旧址及新10师指挥部旧址、腰子坡战壕工事群、抗战石刻、简易行军灶及9女冢等7部分构成。同时,着力推进景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影珠山的自然生态环境,加快造林造景工程项目的实施,有效助推了风景区的整体建设。

具体言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严格制定规划,明确遗址利用方向。为在规范保护的同时确保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开发利用有依据、有着力点,福临镇人民政府邀请国内文化、军事、史学、旅游等方面专家经多方论证,邀请长沙园林设计院对影珠山风景名胜区进行了概规设计工作,形成“一心两翼三圈六园”的基本格局。即在抗战遗址核心区建设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以影珠山为轴心,沿影珠山脉两翼形成东西改造板块,打造影珠山、中心集镇、东八线沿线三个商业圈,建立农耕文化园、宗教文化园、知青文化园、崇文尚武文化园(留学生文化园)、户外休闲文化园、商贸服务园。第二,争取项目和专项资金。福临镇人民政府积极向上级相关单位和部门争取项目和专项资金,并从镇财政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的开发利用。重点对通往遗址核心区的道路及周边基础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同时,积极整合美丽乡村建设等相关项目,扶持并鼓励周边居民通过开办农家乐、乡村民宿等方式发展生态乡村旅游,促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愿意积极参与到抗战遗址开发中来。第三,整合资源,发展全域旅游。联合周边的开慧镇的杨开慧纪念馆、青山铺镇的天华纪念馆、金井镇的三珍虎园、茶园等各项旅游资源,按照“突出特色、以点带面、打造精品”的总体思路,打造长沙县北部一日游、半日游精品路线。第四,加强文化挖宣传推介。福临镇人民政府聘请多位文人挖掘福临镇当地历史文化,编撰了《福临影珠山》《大美影珠山》等系列丛书。此外,近年来,随着新闻媒体及政府的积极宣传,一些志愿者组织和社会人士也积极筹划或参与到影珠山的一些主题纪念活动(祭扫烈士、“天降奇兵”活动等)、微电影、旅游宣传拍摄中,进一步扩大了影珠山抗战遗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游客逐年增加,成为人们探寻抗战历史文化、追忆抗战峥嵘岁月,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祈愿和平面向未来的一个新的吸引点。

三、影珠山抗战文化遗址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缺乏保护及遏制破坏的有效办法

第一,影珠山抗战遗址经常会遭到破坏。影珠山抗战遗址是裸露在外并且已经历70多年的土遗址、石头遗址,随着长时间的推移、水融、雨侵、风蚀等自然现象不可避免的会引起遗址的自然衰败;加上公众保护意识不强,部分村民、游客踩踏遗址,甚至还有个别人私自挖掘遗址石墙用于私人用途这种严重破坏的行为。第二,保护方法措施单一不完善。保护措施和保护手段基本架空,除去腰子坡战场设置了游览木栈道,大部分遗址都只有一个指示牌将其定性为文物,并没有采取其他保护措施和手段。第三,执法监管不足,负责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及日常维护管理工作的管理人员较少,加上目前来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团队、游客越来越多,工作人员没有精力和条件履行起管理保护,执法研究、宣传教育等职能职责,导致对一些已经或可能即将给遗址造成破坏的行为发现不及时,处理不及时或者没有找到、找准法律法规依据妥善处理。

2.管理和运营体制尚未建立,责任难以落实

目前,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和开发项目的宏观管理格局可以简单概括为“多头管理,体制混乱”。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开发,名义上暂由福临镇人民政府负责,但由于公共资源管理体制在宪法层次上主体不明,导致影珠山各项资源管辖权又分属在旅游、文化、宣传、文物、林业、地质、宗教、环保、民政、教育、城乡建设规划、交通、水电等多各部门,这就容易导致工作开展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管理,出现不协调、不统一的局面,发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不合理状况。而责任难以落实,也导致操作层次上无所适从及政策真空,造成资源过渡开发,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

3.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遗址保护范围的划定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及其他地方性法规等文件。这些法律知识作为依据和原则性的条款,提出了必须要设定遗址保护范围的要求,但也只是简单粗略的描述。在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的管理过程中,因法律法规操作性不强、不配套引发的问题较多,使得一些已经或者即将给遗址造成破坏的行为找不到处理和制止的法律法规依据,导致处理不严、管理不力,放任了一些违规行为的发生。长此以往,不但会给遗址的保护开发带来隐患,也不利于公众保护遗址意识的树立和增强。

4.建设规划受限,监督有效性薄弱

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影珠山抗战遗址的保护开发也越来越关注,反而给地方政府按照策划、规划做好遗址保护开发工作带来麻烦。由于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因为与地方经济、旅游产业发展统筹安排之间存在矛盾而产生问题。加上我国执行旅游景区监督职能的政府部门众多,如文物部门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进行指导;旅游部门从旅游开发和规划角度进行筹谋;林业部门主要从森林资源的方面提意见,导致规划调整耗时较长。虽然似乎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影珠山抗战遗址的开发与保护方面进行监督,但实际上却又缺乏独立行使监督职能的监督机构,公共规制作用有效性大打折扣。公民监督的话语权更是表达微弱,影响了外界对影珠山抗战遗址保护利用项目监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5.公众的保护、参与意识不足

截止2017年4月,抗战遗址文化公园的开发和管理主要在福临镇人民政府以及文物、旅游等相关部门,公众的参与、保护意识严重不足。目前,影珠山的开发项目,几乎全由政府包揽,社会、企业、个人参与行为少之又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抗战历史、周边存在的抗战遗址遗迹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对其特性及意义更是知之甚少,更不要提了解抗战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影珠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建设期间,就经常出现公众与政府争利的行为,对影珠山的环境保护与旅游宣传都相对冷漠。

6.缺乏旅游相关人员的参与,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目前影珠山抗战遗址公园专业的导游资源匮乏,导致大部分的群众在游览时缺乏有效的讲解,使得整个遗址游览过程变为了单纯的山地半日游,失去了抗战遗址原有的独特性的优势。虽然影珠山抗战遗址公园的接待能力在迅速发展,吃、住、行等硬件服务措施已基本适应旅游发展的要求,可是对于影珠山特有的“抗战遗址”这个优势而言,却并未切实展现出来。历史文化旅游追求的是“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的美学最高境界。但在影珠山抗战遗址开发上,却还是采用了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旅游的游览方式,仍是简单的橱窗配合“说教式”的概念性的讲解,内容枯燥无味,参与性活动几乎没有,可以说是与时代脱节,不能满足旅游者的新需求。现在,早已进入体验经济的新时期,旅游者的消费心理越来越成熟,他们追求的是体验式旅游产品,追求的是在同一个地方就可以获得多样旅游感受的新型旅游体验。

四、国内外遗址开发模式及先进经验

(一)文化遗址的开发模式分析

1.文化遗址开发的主要模式

受各民族、地域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包括终极价值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抗战遗址的开发管理都并非采取单一模式,而是根据遗产所在地的具体特点和自身实际情况对管理模式做出恰当选择。国内关于遗址类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的研究探索,主要是以遗址的保护性开发为主。虽然关于遗址开发模式的研究国内目前还无统一定论,但根据我国文化遗址类资源所处的空间及环境而言,可分为主题场馆开发模式、园区参观型开发模式、公共游憩空间开发模式这三种,具体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文化产业园、遗址公园、遗址展示园这五类。

2.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保存遗址最终还是为了展示和合理利用遗址,使得更多的人知晓历史,善待环境,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和共同进步。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要处理好保护和开发两者间关系就要在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只有以保护和保存为前提,科学、合理、适度地利用遗址,才能真正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同时也才能遵循国际上关于遗产保护的准则。

要想处理好文化遗址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我们就应该走保护——开发——可持续发展——反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由于遗址的不可再生性、不可移动性、脆弱性,对遗址的开发利用必须以保护为前提,仅以盈利为目的无视遗址保护的开发利用从根本上看是徒劳的。而要改变遗址的保存现状,就应从保护和协调遗址的存在环境着手,针对不同情况,制定遗址保护的强制性措施以及全方面的预防性措施和社会经济协调措施。采取多种保护路径,创新保护技术,改变传统、落后的保护方法,真正实现保护与开发并重。从另一方面讲,过度强调保护而制约资源的开发、发展,也不利于发挥遗址本身价值。科学合理的开发是有利于遗址保护发展的,遗址的开发利用使得文物建筑、古迹的考古、建筑艺术、文献价值得到全面的保存,不仅有利于保存文化遗址的内在文化、艺术价值,让人们认识到遗址的重要性,也有利于营造一个社会参与的遗址保护氛围,而且开发带来的经济收入还能转变为遗址保护的坚强后盾。

(二)国内外遗址开发先进经验

1.国外遗址开发利用先进经验

目前, 国外对遗址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在欧美国家关于遗址类保护出现了(NESC01962)《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的建议》、(ICOMOS1964)《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UNESCO 1972)《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ICOMOS1990)《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等一系列的保护公约和宣言。其中,将遗址遗迹保护利用做得最好的国家是法国,他们将历史融入古迹,对建筑物按照“整体修复”的原则,在原有风貌特点进行修复,致力于改善特定场所内的居民生活环境以及对于遗址的再利用,进而保持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力,在保有历史韵味的同时提升其价值。亚洲国家,如日本,在遗址开发利用过程中就比较重视遗址本身的可观赏性和遗存环境,凸显遗址的展示效果,结合遗址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及遗址的历史环境来改善遗址展示区,通过充分利用游客行为参与模式,将遗址保护与生态、旅游、经济功能充分结合在一起,进行大遗址保护开发。而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遗址、遗迹开发利用过程中都坚持了以下几个方面原则:第一、正确认识遗址、遗迹本身的价值,保护利用都必须由此入手。第二、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尽量维持它们的原状,尊重原有文物的历史痕迹,减少不必要的加固修理工作。第三、注重保护文物遗迹的环境原始性,不轻易改变遗址所在地的自然、生态、人文环境。第四、保持历史遗迹的真实性,任何研究、维修、开发都必须在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基础上进行,通过建档立案,留下详细的记载和说明。

2.国内遗址开发利用先进经验

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的研究,而对战争遗址的保护开发,依托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主要的学者有陆建松《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李鑫《对保护抗日战争历史遗迹、遗物的思考》中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将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纳入法律保护范畴;要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抗战遗址、遗迹、遗物。雷娟利《龙陵松山发展抗战遗址旅游的SWOT分析与对策探究》、王峰《论延安革命遗址资源开发利用的三个维度》、《山东历史文化遗址现状调查与保护建议》课题组《山东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现状调查与保护建议》、曹春霞、钱紫华《新时期重庆抗战陪都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潘洵《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现状与对策》、宋艳《重庆直辖以来抗战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研究》、王戎《重庆市抗战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林晨《遗产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与旅游发展》、吴明《重庆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以红岩联线为例》、彭颖《湖南省抗战文物资源开发研究》、龙建新《江西抗战遗产地的保护和利用研究》、魏元元《多视角下的大遗址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汉长安城大遗址为例》、冀恬红《河南省大遗址保护与旅游开发模式研究》、陈静《重庆抗战遗址景观研究》这些论文都对抗战遗址做出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保护抗战遗址需要多方力量的配合,尤其是在理念上的转变。以上研究者的观念总的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走可持续发展理念道路,制定和完善合理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加快软、硬件设施建设,加强资本运营效率;3.树立全域旅游发展观念,加大各区域的合作力度;4.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强化品牌保护意识;5.加强对特色旅游购物商品的开发与升级;6.坚持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7.完善旅游人才基础库建设,提高居民素质。

五、推动抗战类文化遗址开发的对策

1.遵循原则,确保遗址保护和开发稳步推进

第一是遵循保护优先原则。保护优先是遗址保护最基本的原则,不管是对遗址的修复还是开发,都要遵循这一原则,及时开展保护工作。具体应做到抗战遗址的“保护为先,发展建设在后”以及“先保护,后利用”。第二是遵循整体性原则。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指出“要有计划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7]对于遗址而言,保护和管理遗址时,不仅要保护遗址本身,还要保护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及其形成的要素,尊重并保护其所处的周边环境。同时,要保证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及“持续且完备的立法、监管和保护措施”。第三是遵循原真性原则。原真性是国际公认的文化遗产评估、保护和监控的基本因素。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原真性对国际现代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8]一方面,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贯彻原真性的原则,有助于提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改进保护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遗址类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可再生性,它们是那段历史的见证,寄托着人们的感情,不能随意更改或修复,它强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文化,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任何复制都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价值。第四是遵循可持续性原则。遗址本身的位置不会改变,可是我国的城镇规划在不断改变,使得遗址保护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动态性。加上为了协调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互相关系,找到一条既能对遗址破坏最低又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制定有预见性、长期的、分步骤的规划,对遗址进行可持续的保护与利用。

2.加强领导,理顺管理体制机制

抗战遗址属于公共性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着开发与保护、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其公益性特征就要求需要借助公共规制对其进行有效保护。这就要求抗战遗址的保护利用项目需要建立一个集文化、文物、林业、民政、宣传、旅游、规划等相关部门于一体的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管委会主要工作任务是推抗战遗址保护、开发建设的综合协调、服务、监督、管理,其主要职责为:宣传、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组织实施保护开发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有效保护和科学合理利用抗战遗址资源;制定项目各项管理制度;负责项目相关协调管理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相关项目的经营服务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协助处理相关投诉、争议和纠纷,维护项目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秩序等。管委会各成员单位则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负责抗战遗址开发利用的规划、建设、宣传、学术研究等任务。对于开发利用中出现的突出困难,可以组织各单位各自解决,充分发挥部门综合的优势,确保抗战遗址资源能够得到自觉性保护与积极性开发,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将矛盾减少到最小。

3.加强监督,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抗战遗址资源开发的重要保障,更是抗战遗址资源保护有法可依的基础。首先,要做到法律法规内容上纵向与横向的完善。所谓纵向完善,是指要完善国家法律体系和地方法规体系,让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开发能在各个层级中受到法律保障。所谓横向完善,是指抗战资源保护体系要涵盖文物资源保护专项法律、旅游相关法律、刑事相关法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治安管理法规等方面的法律。其次,要让这些法律法规真正发挥作用,做好法律法规传达工作。通过及时传达法律法规文书、开展法律法规学习培训,做好法律法规日常宣传,提高抗战遗址资源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程度。最后,还要加强对抗战遗址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对损害和破坏抗战遗址资源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必要的、严厉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对造成严重破坏者,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4.完善规划,确保遗址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根据抗战遗址的条件,科学评估、准确定位,紧扣抗战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制定切实可行的科学规划。其次,要积极推进遗址可持续的保护研究,必须要坚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思想,在做好遗址本体保护的基础上,以抗战遗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保护研究展示的重点,明确遗址保护主题,循序渐进的做出能反映抗战遗址文化内涵,与现存环境相协调又能彰显地域特色、提升文化品位的项目。第三,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根据遗址的保护研究、合理展示的要求,稳步实施抗战遗址文化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5.公共治理,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

抗战遗址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应当实行公共治理。而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应该包括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类主体,只有多个主体互相依存、互相监督才能保障抗战遗址资源的保护利用实现利益最优化。抗战遗址的开发利用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只靠地方财政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资金短缺将影响遗址价值和效应的显现。这就要求抗战遗址的开发利用,必须要建立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吸纳社会资源,把一些抗战遗址开发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列为招商引资重要内容,采取以政府投资为导向,运用政策引导、税费减免、资金奖励等手段,实行“自负盈亏”,采取BOT(建设—运营—转让)、TOT(转让—运营—转让)和PPP(政府项目与民间合作)、参股、受让资产经营权、租赁经营等方式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进入遗址公园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领域,调动各方面资金投入抗战遗址保护、开发项目中,放大政府资金投入的乘数效应。

6.强化宣传,增强公众参与意识

保护带有历史性的抗战遗址,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只有营造和培养全民保护抗战遗址的良好环境,使得公众参与其中,才能让遗址得以长远开发利用。一方面,可将国家《文物保护法》及其《文物保护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条款进行宣传,例如通过印制、发放普法资料,或开展主题展览,或结合遗址情况,用简单的图文在不影响遗址的地方上墙,使观众在参观遗址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增加文物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线上各平台,加大对遗址开发利用的宣传力度,宣传抗战遗址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充分展示抗战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扩充知识容量,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遗址资源价值重要性的认识。

7.引进外援,重视人员队伍建设

人才是实现抗战遗址文化公园规划与经营目标,促进其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做好公园的建设与管理,迫切需要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需不断充实生态环境保护、旅游、遗址保护等相关专业研究人员。一方面,人才要遵循优选化、专业化的原则。坚持以自主培训和好中选优为主,适时、适当引进管理、旅游、文物的成熟性人才,优化人才结构。另一方面,在开发特色品牌,打造新型旅游体验模式时,需要使用掌握科学、先进管理模式的管理人才,这也需要人才的引进和充实。只有科学用人,合理用人,旅游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形成良性循环,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赢。

8.深挖内涵,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旅游本质上是旅游者参与寻找与感悟文化差异的行为和过程。随着现代游人旅游经验的不断累积,出游行为选择的多元化和旅游消费支出的日趋理想化,人们更趋向于文化性强、便捷性强、富于参与性的项目的旅游资源、旅游服务。这也就要求在开发抗战资源时需要注重打造其精神内涵,凸显其独特性和典型性。抗战遗址最大的特色在于“抗战文化”,要形成抗战遗址旅游产品竞争力的源动力,在开发过程中就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遵从独特性和市场导向原则,重视抗战文化的深度开发,大胆创新。将抗战文化与抗战遗址当地的地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突出抗战文化品牌特色,加强品牌营销和品牌管理,利用网络营销扩大品牌影响力。

9.调整结构,大力发展体验经济

抗战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与旅游结合,是属于文化旅游的其中一种,这也就意味着同其他观光旅游不同的是,多数旅游者希望通过来到抗战遗址获得知识性、娱乐性、体验性、享受性于一体的多重满足。这也就要求抗战遗址的开发要突出新意,吸引旅游者。首先,开发要注重以人为本,改变传统史迹陈列和遗址景点见物不见人、重事不重人的方法,着重表现参战人员的思想、感情、活动和战争对双方知名人物其命运的影响。其次,开发要加强游客参与体验的互动,改变“听听看看,走马观花”的传统方式,例如可在指挥部和战场景点设计大量吸引游客参与互动的节目,通过答题、测验、闯关等吸引游人动脑动手,参与其中。再次,改变传统的静态展览,可利用动画、沙画、拼图、手机游戏、VR技术等,重现抗战遗址在抗战时期的地理环境,重要战役的整个经过、双方参战部队主要成员、双方部队使用的武器装备等,配合现存的抗战遗址群,让游客更直观地参与其中,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

(长沙县福临镇人民政府  曹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2] 王陵茜:《论大遗址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四川大学,2006

[3]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4]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

[5] 见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所做的报告

[6] 周进银:《长沙县境内的抗战遗址》,档案时空》,2015.11

[7] 见国务院2005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8] 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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