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文物

 

 

 

 

 

 

中国是陶瓷之国。但是到清末,传统陶瓷技艺竞争力每况日下。1904年,熊希龄看到这个被称为China的国家陶瓷产业却远远落后于邻国日本,痛心不已。他选择了醴陵,建立湖南瓷业学堂,成功创烧出醴陵釉下五彩瓷,让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中国陶瓷。下面要介绍的这件瓷瓶,就是学堂早期速成班学生的佳作。


名称:醴陵窑洪宪元年开光图文瓶
类别:瓷器
级别:一级文物
时代:民国
规格:残高40厘米,腹径18.3厘米,足径13.1厘米
来源:购买
今藏:长沙市博物馆

1916年,湖南株洲醴陵的两个瓷画师,怀着崇敬的心情为自己的恩师熊希龄制作了一件瓷瓶。时光荏苒,20世纪八十年代瓷瓶进入长沙市博物馆,并成为一级文物(珍贵文物的最高级别)。当它呈现在我们面前时,瓶口却不复存在,残高仅40厘米,颈部的不规则缺口诉说着无尽的遗憾。我们不知它历经怎样的沧桑,尽管如此,那秀气的身姿之上,满布的精美独特装饰,激荡着醴陵窑的顽强瓷火和窑工的妙手巧心,散发出几十年来不曾磨灭的瓷韵,浪漫,悠扬。

作为向恩师熊希龄“汇报”和致谢的作品,两位陶瓷匠倾尽才思与技艺,力图展现最精湛的技法,创作出最好的作品。无疑,他们做到了。

且看那纷繁复杂的装饰,瓷瓶颈部随意潇洒的向上施出绿色平行叶脉,间出一枝兰花。肩部配三圈装饰纹带,自上而下依次为蓝色勾莲纹,褐色斜三角纹和绿色米字纹,富于变换而规整。腹部蓝底,色调不轻不重,绽放出朵朵红梅并点缀丛丛竹叶,疏密有致。腹部中间对称两度开光,一图一文。腹底再施以整齐绿色蕉叶纹,首尾一动一静,互为呼应,瓶底部留“湖南瓷业公司制造”款。就残存的瓷瓶,足以看出纹饰丰富精致,色调和谐统一,气韵端庄典雅。

既然是送给老师的作品,瓷瓶还有独特的“表心”。腹部两处开光,一扇绘有松菊双鸡图。梅、竹、松、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高洁之物,松还寓意高寿。树下雄鸡,一花一白,羽丰体健,相视默契,似有灵犀。开光内松枝遒劲,松叶细致入微,有绿色浸染之效,树下菊瓣繁密复杂,创作者用这等精工细作表达了对恩师的赞美与祝愿。另一扇开光洋洋洒洒一百余字,直抒胸臆:“夏鼎商彝,颂德勒勋……先生卓立,出类超群……研穷理化,纤毫必分,五金十色,焕然一新……挥传特品,尤见精神,度诸环球,首推一人……俾予小子,化雨屡臻,蛇珠有感……区区劣品,惟冀哂存”。落款为行书“洪宪元年一月上浣敬乞,少黄夫子大人训正,受业,傅道惠、游先理谨赠并志”。

“洪宪”元年是1916年。当时这位“少黄夫子”老师到底有没有肯定他们的作品,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现在看来,这件精心之作,也可算那个时代最好的瓷瓶。何以见得?瓷瓶本身的“五金十色”工艺就是证明,因为它正是当时誉满全球的醴陵釉下彩工艺。

醴陵拥有良好的天然制瓷条件,瓷土品质极佳且非常丰富,自清雍正年间开始烧制粗瓷。当时一般以窑户为单位,生产釉下青花瓷器,产品以碗、碟、壶等日常生活器皿为主,受中下层百姓欢迎。但因技术水平较低,到二十世纪初,瓷品不精引发产销艰难,窑户几乎歇业停产。而这不仅仅是醴陵一处制瓷业的境况,整个中国传统制瓷业面对国外制瓷工业的冲击,亦岌岌可危。

1904年,带着实业救国的理想,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工商业,重点考察了制瓷业。他惊讶地发现日本陶瓷产品,不少品牌出自儿童之手,却比中国景德镇产品精美。日本制瓷之法源于中国,可我中国瓷器反倒不如日本,这一痛心的局面他认为是“死守旧法不思改良”所致!回国之后他仔细考察了醴陵地区的制瓷业,斟酌审慎再三,提出了周密的改良计划,并得到湖南官府与清政府的支持。在此推动下,1905年湖南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熊希龄担任校长。1906年清政府批准拨库银一万八千两用于醴陵瓷业发展。同年,湖南瓷业制造公司成立,熊希龄任第一任总经理。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即精瓷)开发的新纪元。瓷业学堂培养人才,学习技术,并反复试验,终于在1907年烧制出自己的独特产品釉下五彩瓷。并由此与景德镇陶瓷比肩,誉冠全球。

釉下五彩基于釉下单彩技术,由草青、海碧、艳黑、赫色和玛瑙红五种釉下颜料烧制,这五种颜料又通过罩色、接色等手法,调出数十种不同颜色,经1200―1400度高温烧成。醴陵窑彩瓷釉层光亮透明,晶莹润泽,釉下色彩缤纷,画面清雅瑰丽且具有无毒、耐磨、耐蚀、永不褪色的优点,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高峰”。很多新款瓷器被选入晚清皇宫成为皇室御用瓷,并多次荣获国内外大奖:1909年荣获武汉劝业奖进会一等金质奖;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一等奖;1914 年,荣获意大利都郎博览会最优奖;1915年荣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一举震撼世界。

这件瓷瓶完全体现了醴陵瓷釉下五彩辉煌时期的特点:色彩艳丽而不失雅致;双勾填色技法娴熟(来自国画绘画技术,即用带油性的墨线勾描轮廓,阻隔填色与水彩的外渗,在烧成一定温度时,墨线消失,显现白线或空白的效果,叶脉则显现白线的叶脉纹,用来勾勒轮廓则使轮廓清晰);胎质坚固细腻;釉面玻璃质感强,釉层纯净清亮,细看釉下有一层轻纱薄雾般的泡沫与色彩交相辉映,越看越有五彩缤纷的视觉感受。

傅道惠、游先理是早期瓷业学堂速成班的学生,毕业后进入湖南瓷业学堂工作。他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醴陵瓷的新生。熊希龄在革新醴陵陶瓷的实践中就考虑到当地瓷民全靠瓷业谋生,仅设瓷业公司,“其利太专,不是便民之道”,便建议先建瓷业学校,挑选工农子弟入学,促使他们提高技艺,生产精品,达到公司与瓷民利益共享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确实是高明之举,人才整体性的提升才是醴陵瓷业整体发展的核心动力和真正推动力。

湖南瓷业公司依托湖南瓷业学堂培养的人才与技术,最早生产釉下五彩瓷。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夺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牌奖章后,陆续有私营公司成立并投入生产。但好景不长,1917年,醴陵接连两次遭遇水灾,瓷业损失巨大。“护法战争”中,醴陵成为当时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1918年湖南瓷业公司毁于兵火,后虽稍恢复,却因战乱等各方面因素影响,醴陵瓷业生产下滑,百余家瓷厂相继停产,湖南瓷业公司也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倒闭,釉下五彩瓷生产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们想起了几十年前犹如昙花一现的釉下五彩。幸运的是,醴陵县(1985年撤县建市)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和工商业联合会从农村将湖南瓷业学堂首期陶画班毕业的吴寿琪先生请出了山,传授技艺,方才使阔别20余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技术重与世人见面,并引领醴陵瓷的再度辉煌。此后几十年中,醴陵釉下五彩瓷经历了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创烧出“毛瓷”与“中国红”等新产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活用瓷、国宴瓷和国宾礼品瓷,自此,醴陵釉下五彩瓷有了“国瓷”的美誉,醴陵也由此被称为“瓷城”。

“洪宪元年”是袁世凯称帝后的改元年号,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到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其政权存在了83天。这件瓷瓶落款“洪宪元年一月上浣”正是1916年1月上旬,是“洪宪帝国”这一段特殊历史的侧面见证。这个时候的醴陵釉下五彩瓷,正是在“片刻”的安宁与繁荣中的“惊鸿一瞥”,加之生产量少,这件高水准的醴陵瓷器就尤显珍贵。

历史总是冷静又多面的。这件洪宪元年开光图文瓶制作的时候,醴陵釉下五彩瓷业的“开山鼻祖”熊希龄先生又身处何境呢?1912年熊希龄先生任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被迫辞职。宦途受挫后,调整人生方向,投入慈善和教育事业,并走向其人生的第二个高峰。这件瓷瓶默默铭记着醴陵陶瓷开山鼻祖熊希龄的顽强实业梦,也无声地嘲笑着历史逆贼袁世凯短暂的帝制梦。

附:

开光内全文:

夏鼎商彝,颂德勒勋,溯彼千载,昭昭于文,先生卓立,出类超群,随时炼达,博览旁闻,研穷理化,纤毫必分,五金十色,焕然一新,姚黄魏紫,冏难比伦,挥传特品,尤见精神,度诸环球,首推一人,如斯妙造,永古犹存,俾予小子,化雨屡臻,蛇珠有感,无物可申,仰藉化育,用篆微忱,区区劣品,惟冀哂存”。落款为行书“洪宪元年一月上浣敬乞,少黄夫子大人训正,受业,傅道惠、游先理谨赠并志。

(长沙博物馆 刘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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